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爆发的五四运动，引进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这是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试图挣脱几千年封建枷锁发出的内心呼喊，也是近代西方文化在东方的一次成功扩张，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
作为中国文化一个分支的中医，自然也逃脱不了被鞭挞的命运。
“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唯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这个评价，代表了当时许多“先进人物”对中医的普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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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始终没有看清楚中医的本质
中医进入近现代社会，命运坎坷，其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表达自己理论体系的那些概念，无法用当代科学语言解释。
许多名人和科学家，并不否认中医治病有效，只是因为读不懂中医的语言，即认为中医“不科学”。
北洋军阀和汪精卫政府曾经试图以“不科学”为名，取缔中医。但由于中医界团结一致，据理力争；广大人民群众信赖中医；中医队伍人数多，担负着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卫生保健任务，当时的西医，还完全没能力取代中医。
几次“废止中医”的提案，最终都没有执行。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0年代，政府把“团结中西医”作为卫生工作三大方针之一，并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和办法，以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
1980年以后，卫生部制定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宪法总纲，规定了“发展现代医药和传统医药”的条款，将中医的发展纳入国家大法。
2003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2007年1月，国务院又公布了《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展现了未来15年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宏伟蓝图。
由此可见，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政府为保护、保存、发掘、提高中医，不遗余力。中医的学校、医院、研究机构、人员队伍以及整个中医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有目共睹。
但是，1960年代北京中医学院的“五老上书”表达了对中医教育工作的不满；1982年的衡阳全国中医工作会议发出了“中医事业乏人、乏术”的警讯；时至今日，还有许多著名老中医专家，向中央上书，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表示对中医事业的极度忧虑。
尤其让中国老百姓不满意和不理解的是，现在中医事业发展了，能看病的好中医大夫却越来越少；到中医院看病住院，大部分中医大夫上的是西药、开的是西医检查化验单，中医药反而退居其次。
2
中医衰落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问题在于我们始终没有看清楚中医的本质，没有认识到中医是一门有着几千年历史、以“人文科学”为主要方法论的人体生命科学，与以“自然科学”为主要方法论的近代科学有着完全不同的规律。
几十年来，我们在继承发展中医事业的大局上陷于盲目，一直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即西医的方法进行中医的科研、教学、临床、管理，完全漠视和违背了中医自身的规律。
长达半个世纪对中医的误读，怎能不导致中医事业出现乏人、乏术、乏成果的严重危机呢？
50多年以来，中医界一直把西医的科学方法作为衡量中医的“金标准”，导致中医临床疗效、中医的“科学性”全被否定
“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1950年代以来，这一观点，被过度延伸并被极端化，已不止限于指导中医的科研方向。
而且辐射到整个中医事业，几乎成为继承、研究、发展中医的唯一指导方针，造成全面的导向错误，以至于长期忽略、耽误了真正的中医继承工作。
西方近代科学方法，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建立在伽利略、牛顿所奠定的“还原论”基础上，主要运用实验的、数学的、分析的方法。
它把客观事物割裂开来，进行相对孤立的、静止的研究；主张“实证”，强调“清晰”。近现代西医，主要使用这种研究方法。
中医则主要运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即通过活体的、动态的、联系的、整体的方法考察人体和疾病。
这种方法论的典范，就是“辨证论治”的临床思维。“辨证论治”不是以静态的、形态学所见到的“病”为考察目标，而是以动态的、患者所表现出来的“证”为考察目标。
通过望闻问切等诊断手段，收集体内发出的信息，通过汤药、针灸等，输入治疗的信息，从而治愈疾病。
辨证论治还要求医生能够“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即使是同样的病症，也要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时令季节和气候变化，灵活地遣方用药。
中医研究生命和疾病规律所采取的这种独到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中医建立在对人体信息进行动态考察基础之上的有效治疗经验，与西医迥然不同。
既不需要以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学为基础，在动物实验中又往往得不到阳性结果，更经不起以“病”而不是以“证”为研究目标的统计学原理处理。
因此，大量在临床真正有效的中医方药和名老中医生动活泼的治疗经验，甚至像《伤寒论》中经历了一千八百余年考验、仍然疗效卓著的经方，一旦运用西医的标准来检验，无一不被“科学”地否定，无法得到继承、发扬和推广。
50多年以前，名老中医蒲辅周先生根据辨证论治的原则，运用98首不同的处方治愈了北京167例已经昏迷的乙型脑炎患者，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世界先进水平。
然而，当时的卫生部领导却认为，一首方剂的治愈率不到两人，“不符合统计学原理”，予以否定。可叹的是，50多年以来，中医界一直把西医的科学方法作为衡量中医的“金标准”，导致中医临床疗效、中医的“科学性”全被否定。
3
充斥着泡沫和水分的“中医科研”
毋庸讳言，中医在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和利用当代科技成果方面，应当向西医学习，以弥补中医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先天不足。
然而，以举国之力，历50年之久，运用近代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医的结果是：至今仍然拿不出几项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和重大经济效益的科研成果。
这中间出现的反差与困惑，应值得中医科研工作者深刻反省。
多年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以来，全国大部分中医的科研、教学、临床部门，都把这种按照西医标准设计的科研课题、科研论文、科研成果，奉为中医考核、晋升、评级的首要标准。
即使是中医教师、临床医生也概莫能外。中医不能姓“中”，一定要改姓“西”，制定这样的政策标准，实质上是在否定自我，取消中医！
倘若全部摒弃中医在人文科学方法方面的长处，完全用研究西医的方法来进行中医研究，而且以此作为衡量中医是否符合科学的唯一标准，作为衡量中医各种人才业务水平高低的首要标准，必当严重危害中医事业。
错误的方法论必然导致方向的错误，方向的错误必然使振兴中医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南辕北辙”的中国古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
此类含金量极低、充斥泡沫和水分的“中医科研”泛滥成灾，不仅浪费了国家的大量钱财，贻误了中医事业发展的历史机遇，还贬低了中医院校和中医医院的学术研究、教书育人、临床经验总结等极其重要的工作。
更为严重的是，中医科研中的弄虚作假行为，污染了学术风气，助长了学术腐败，带坏了无数中医硕士、博士，致使中医真正有效的、鲜活灵动的临床经验，得不到继承、总结与发扬、传播。
中医临床医生士气低落，中医教师的积极性受到打击，中医在学术界（包括西医）的诚信受到质疑。
“中医的生命力在于临床，在于能看好病。”这是任何时候中医事业都不可偏移的重点，“科研”至上的错误导向再不彻底扭转，中医成为“绝学”将指日可待！
总之，中医的科学方法，既是古老的，又是前瞻的，它包含有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模糊数学、模型方法等现代科学的许多要素。
这些学科很可能成为揭示中医科学内涵、引领中医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中医的创新发展，也寄托在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基点上。
然而，目前中医自身的这支科研队伍，整体上并不具备现代科学的基本素质，大多数人还是在沿用老的、近代科学的手段和方法研究中医，继续做“缘木求鱼”的空头文章，怎能将中医“创新”、“突破”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中医必须建立一套独立的、符合自身客观规律的价值体系和评估标准，必须依靠国家组织其他现代多学科的广泛参与，中医的科研现代化才能真正有望。
中医界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仍然在于脚踏实地、搞好继承工作。但是，决不能因为中医现代化路途艰难,就要抛弃中医理论，代之以近代科学化的方法。
某些站在局外、并不真正懂得中医的科学家随意发表的不负责的观点，只能对中医继承发展的方向起不良的干扰作用。
4
中医教育的反思
古代中医成才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家传师授”，一条是“由儒从医”。
第一种成才的学习方式，多“由浅入深”，学生年龄小，起点低，老师确定几本入门书，诵读几年，即跟师坐堂，白天看病，晚上讲解，还要学会认药、尝药、抓药、采药、制药等，以增加感性知识。
这种口授心传的收获最大，医理紧密联系临床，成才周期迅速。
学徒式中医教育的缺陷在于，低龄的学徒虽然记忆力好，但一般文化素质偏低，知识面不广，如果老师本身的理论修养不深或临床经验不丰富，或教授不得法，都会影响到学生的成才。
因此，老师的素质如何，学生是否勤奋，往往是决定能否成才的关键。
第二种成才的学习方式为“高屋建瓴”。学生年龄较大，古代人文知识素养较高，对中医的基础理论和思维方法容易接受，可以通过自学读懂中医，古人形象地称为“秀才学医，笼里捉鸡”。
这种儒生一旦摆脱书本的束缚，投身于临床，往往能够取得很高的成就。明代著名的大医学家张景岳年轻时靠自学，40岁以后才从医，并没有家传师授的背景。
被后世称作“妇科圣手”的清人傅青主，在政治、哲学、书法方面的声名比医名毫不逊色。这样的例子在古代医家中并非少数，说明古代文化修养在中医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
古代中医人才培养的以上两种模式，与中医学科的特点密切相关。中医是一门“复杂性科学”，既需要哲学的思考，又需要临床经验的积累。
中医很看重经典著作的学习，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人文科学的认识论，早已在其他学科不复存在，却完整地保留在中医的经典著作如《黄帝内经》中，并且仍然在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中起着重要指导作用。
中医诊断和治疗疾病，主要靠四诊合参来收集人体信息，因而观察领悟、经验体会，对于一个中医临床医生至关重要。
由此可见，中医教育的关键，在于抓好两个重要环节，其一是加强古代人文知识的学习，目的是为学好中医经典著作打好基础，从而能够深刻领会和牢牢掌握中医独到的方法论。
其二是加强临床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因为中医的生命在于临床，能不能培养出大批能看病的中医人才，是衡量中医教育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准。
目前中医院校招收的学生，虽然具有一般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但是对于学好中医所需要的中国古代人文知识素养显然不够。
中医院校的教师队伍，大多数是直接从学生时代走过来的，虽然具有硕士、博士的高学历，但是其本身的中国古代人文知识素养不高，又缺乏长期临床实践的历练，怎能把中医的经典著作讲好、讲透，有何经验体会传授给学生呢？
故在对学生“因材施教”的同时，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也极其重要。
然而，几十年来中医教育改革始终没有紧扣以上两个环节，没有针对学生与教师双方面的素质培养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因此导致许多失误。
这些失误最典型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缺少中国古代人文科学知识方面的课程；忽视中医经典著作的教学，或中医经典教学的质量差，
还有，西医课程安排得不科学、不合理，对中医教学冲击很大；临床实习难以找到真正的好中医大夫进行带教传授，学不到中医看病的真本事。
中医教育的改革，只要高层决策者真心为中医事业的未来着想，为中医学子的前途着想，抓到了问题的关键，要解决并非难事。
在笔者看来，即使是“师徒相授”这种个体之间经验传承的人才培养方式，如果充分利用视频设备，在现代化教学中同样可以大规模拓展和推广。
笔者曾经撰文建议，每个中医院校可以选定几个有真才实学、看病疗效好的名医，在其诊室安装视频探头和其他先进视听设备，名医坐诊时，打开几十、几百个屏幕，让立志成为名中医的学生自由观摩。
诊余时，尚可组织名医与学生一起讨论。这是解决名中医难找、带教老师不足、跟师坐诊的学生有限几大难题的一项可行措施，如哪个院校能够坚持几年，从这个院校定能走出几百个能看病的青年中医。
中医教育改革，需要有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全国几十个中医院校，应该有人站出来，像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办“国学院”那样，试办一所“国医大学”或“国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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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临床的反思
中国古代，在药店坐堂是中医治病的主要方式。1950年代，仿照西医医院的模式，各地开始建立专门的中医院，这是当时政府为了提高中医的地位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用心是好的。
现在全国几乎每个县都有中医院，但大部分经济效益不好，远不及同级的西医院，因为建立现代医院的方式，并不适合中医。
近现代西医之所以要建立大规模的综合医院，第一是因为西医的分科越来越细，大部分西医只擅长治疗某一科的疾病、甚至某一科中的某一种病，因此，需要以医院的形式，将众多具有专门特长的各科医生集中在一起。
第二是因为西医需要进行各种检验和仪器检测，越是先进的仪器越是价格昂贵，一台昂贵的仪器，必须集中使用，各科同用，才能很快地收回成本。
中医则不需要建立综合性医院。因为一个真正的中医，诊断疾病主要靠望闻问切，而不是靠仪器检测。
四诊虽然是古老的，但决不是落后的，这是一种信息处理的手段，从古到今的中医医疗实践，证明是有效的。
笔者不反对参考西医检测的结果，而是认为一个中医医生，不应当像西医那样依赖仪器检测，应当发挥本学科独立诊断的能力。
中医也不能像西医那样分科分得很细，这样容易失去整体的把握。古代的中医多数是全科医生，以内科为主，兼治其他科疾病，当然也有专门的妇科、外科、儿科、骨伤科，这都是大科，不能再细分了。
因为中医的理、法、方、药是统一的，各科通用的，宏观把握、整体联系是中医的长处，至今那些中医诊所和药店坐堂的中医还维持了这一传统。
但现今正规的中医院，却一概仿照西医院的模式，倚重仪器，分科很细，失去了宏观把握、整体联系的中医优势和特色，变成中不中、西不西的医院，由此遭遇尴尬。
因为中医院要想同西医院比设备，拼手术等西医擅长的技术，很难成为对手。而老百姓若想看中医，同样很难在西医化的中医院找到几个看病疗效好、开药便宜的“纯中医”。
笔者认为，真正适合于中医发展的，不是大型综合性医院，而是个体化、个性化的小型诊所。
这样的中医诊所，基本不作西医的检测，只治疗中医有特长的疾病，在学术上独立，能够真正发挥中医的优势。
由于不需要购置昂贵的现代仪器设备，不需要养医院，故收费低廉，特别适合于在农村和社区大量普及。
这是一件于国、于民、于中医都有利的事情，国家应当把发展中医诊所作为中国卫生事业的一项战略决策来看待，大力提高基层中医防治疾病的水平，只要技术过硬，中医诊所就不会有生存危机。
此外，与中医临床紧密相关的管理，也存在着某些失误。对中医中药进行规范化管理，是必要的，但是一概采用管理西医、西药的模式，则限制了中医事业的发展。
例如，药店坐堂是几千年来中医看病的传统形式，医政管理部门却以担心医生销药予以取缔。
丸散膏汤是历代中医根据不同病情设计的几种剂型，药政部门则只准开汤剂，不准医生根据处方制成其他剂型，否则判以“非法制药”。
很多中药有一定“毒性”，例如生附子、生乌头、马钱子等，用之得当，往往又是起死回生的大药，药政部门不准药店药房备药，临床医生畏法不敢大胆使用，致使中医大量治疗危急重症、疑难大病的有效处方束之高阁。
这些不当的管理措施，抹杀了中医的特点，束缚了中医的手脚，降低了中医治病的疗效，阻碍了中医临床的发展。
总之，中医事业的衰落已有半个到一个世纪，是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式微所造成的，既有政策层面上的不当，认识方面的误区，也有中医队伍内部的原因。
所幸的是，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已经发现了中医问题的失误所在，一系列振兴中医改革措施正在全国酝酿进行之中，然而，中医失误的纠正，还需待以时日。
中医事业的衰落，当代中医队伍中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们自己首先应当进行深刻反省。
邓铁涛几年前提出要培养一大批“铁杆中医”，来振兴中医事业；朱良春引用宋代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激励中医一代传人。
只有中医队伍自己，特别是高层决策部门能够进行全面、深刻、彻底的反思，不掩饰真相，不回避矛盾，把导致中医衰落的真正原因找出来，中医的改革才会有实效。
只有靠一批又一批淡泊名利、深深扎根于临床的“铁杆中医”，无怨无悔地担负起历史责任，中医这门“绝学”才有振兴的希望，才能为人类的卫生保健事业做出中华民族应有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