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
一天，阿莱一把拉住正往床上爬的我，又用吃惊的目光看了一眼表，然后发表高论：“现在时间，北京时间晚上6点半，你怎么这么早就睡呀！”
我甩开她的手，毅然爬到床上，迅速倒下，然后说：“今天我想试试在不困的情况下睡觉是什么滋味。”
阿莱此时正在看一个美国录相片，她转回头，又看了两眼电视，终于忍不住，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厉声喝道：“不许睡，起来！”
“怎么了？”
“你要万一睡着了，我怎么办？”
“你看电视。”
“我不爱一人看电视。”
“那你到邻居家试试，看他们是不是愿意和你一起看。”
“废话。”
我把头往枕头里钻了钻，枕头被阿莱抽掉了，我只好睁开眼睛，看着阿莱：“你的意思是——”
“不许你这么早睡觉，录相完了正好是新闻联播，你怎么也得关心关心国家大事呀。”
“国家怎么不关心我的大事呀。”
“你有什么大事呀？”
“我想睡觉。”
“想想你几点起的，中午11点。”
“是啊，怎么啦？”
“怎么啦，你11点起床，6点半又睡，是不是刚才吃饱了？”
“是。”
“那你干嘛不干点什么？”
“干什么？”
“看看功课，或者——”
“陪你看录相——”
“也行。”
“行什么行，不看。”
“周文，你不能这么混下去了。”
“那你说我怎么混？”
“怎么混，你起来想想吧，就会上床睡觉，睡不着还硬睡。”
“谁说我睡不着，我睡给你看看。”
“不看算了。”
我又闭上眼睛，半天，没有听到任何动静，我睁开眼，阿莱仍在看着我。
“你神经病呀，不看录相，看我睡觉。”
“我愿意。”
“我睡得怎么样？”
“一副蠢样。”
“那你还看？”
阿莱忽然一下坐过来，揪住我的几根头发摇了几摇：“别睡了，陪着我，干点什么都行，就是别睡觉，你一睡，我一个人呆着特没劲。”
“要不你也——”
“我不——”
“那我起来还不行。”
阿莱笑了，每当她的小要求得逞，她都会这样笑一下。
我抓住阿莱的手：“阿莱，我问你，你是不是觉得和我呆在一起没意思了?”
阿莱的脸上一呆，一瞬间，她恢复了常态：“你是不是想把我甩了呀？”
“你想什么呢！”
“你想什么呢！”
“我想，明天我们该去上学了。”
阿莱凝神对着日历注视了一会儿，说：“明天是星期日，学校没课。”然后对我笑起来，“你想上学自己去吧，我反正得回家。”
我叹了一口气：“没想到上学这么难。”
阿莱拿起手边的杯子喝了一口水：“我有一句话想对你说。”
“给我也喝一口。”
阿莱把杯子递过来，我接住时她没有松手。
“周文。”
“啊？”
“咱们这样无所事事地混下去，你不觉得心里有点——”
“不觉得。”
“我想——”
我盯着她。
阿莱拿杯子的手松开了。
“什么？”我问她。
“算了，不跟你说了。”
82
中午吃完饭我回到宿舍，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来过这儿了，不出所料，我的床被不知什么人睡过了，被子都没叠，被角耷拉在地上，宿舍里只有焦凡在，其余的人大概去操场踢球了，我随口问他：“谁在我床上睡过？”
他装出一副大智若愚的样子，对我说：“不知道。”
他来自贵州，这个冬天里，宿舍里只有他，才利用早晨起床后有限的几秒钟时间不知羞耻地往脸上点几个小白点，然后一阵狂搓，不知情者以为是在作某种巫术表演，可我知道，他在抹劣质雪花膏。我拉开抽屉，从中拿出阿莱给我买的那瓶绵羊油，只剩下一点底儿了，焦凡见状，转身夺门欲出，我叫住了他，扔给他一支烟，他没接住，掉在地上，他重新捡起，自己从兜里翻出火柴，还想给我点火，我已经先点上了，他坐到自己床上，从枕边拿出一本书看，我再一次问他：“谁在我床上睡过？”
这下他有点吃不住劲儿了，我们宿舍的人平时都跟我客客气气的，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我打过其中的一个，其余的人便对我逆来顺受，但那只是表面现象，背地里他们才不管呢，我放在宿舍的东西从来没有一样是打算再拿回去的，就连内裤都是如此，所以我看到焦凡那副可怜相毫不同情。
就在这当口，楼道里传来一楼看门老太太的叫喊声：“304，有姓焦的没有？电话！”
此声一出，焦凡立刻高高答应一声，扭头便冲出宿舍，估计他会长长松一口气，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不得罪人了。他爸是贵州某厂的工程师，净用公家电话给他打长途，每回他去接时都一百个不乐意，因为他爸仗着打电话不要钱，不必抓紧时间，所以总在电话里详细询问他的学习生活情况，然后再教育他一顿，末了，当他战战兢兢向他爸提出是否能多寄一些钱来时，他爸总能顺嘴再教育他一气什么年轻人生活要学会节俭之类，然后果断挂上电话，留下他在这一头攥着电话机发一秒钟呆，这件事是由一个碰巧听到他打电话的同学传出来的，想必不会错到哪儿去。
我倒在那张脏床上，两眼望天，上面一张床板睡的是刘河洋，他是个瘦鸡猴，除了这一点外，我还知道此人是个长期坚持手淫者，我有一段儿因为情绪不佳，夜里经常睡不着觉，通常得等到宿舍里出现两个以上鼾声响起之后，这家伙才开始行动，一般床要抖动五分钟左右才会停止，有时例外，考试前夕，他只用一分钟就能完事，想必是那个时期成天神经紧张，干什么都效率高的缘故吧。
宿舍里静悄悄的，楼道中带着回音的脚步声和叫喊声不时传来，显得特别刺耳，阳光从窗外射进来，一直射到离我的床头不到一厘米处就停住了，再过一会儿，阳光就会离我越来越远，这就是我的床所摆的位置，夏天还不错，冬天就挺讨厌。
我躺了片刻，决定不了该干点什么，今天乐队不排练，阿莱一个星期前下工厂实习去了，得再过一个星期才回来，那是她们的一门考察课，不上不行，工厂在云岗一带，去的时候都打着包儿，因为太远，没法回来，华杨这两天没在学校露面，不知跟刘欣一起去干什么了，突然，我感到自己空虚极了，我躺在那张宿舍的破床上，后背让没来得及从身下抽走的被子硌着，脚搭在顶棚上，无所事事，一切事情离我都是那么遥远，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跟我毫无关系，我被置于一个称做学校的组织之内，远离艰难世事，远离繁华喧嚣，整日混来混去，没有尽头，加上周围的虚伪小人，真叫我苦恼不堪。我把脚收回来，把被子往腰际随便一搭，枕头翻了一个个儿，把头埋在里面，努力睡去，这是我面对现实的惟一姿态。
83
安慰我，阿莱，把你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上，我需要你的手，就如同我小时发烧母亲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上一样，今天我需要一只手，不管它是怎样的手，只要它放在我的额上，我就会感到安慰，我就会逐渐安静，但是，阿莱，你的手在什么地方？我躺在床上，浑身无力，奄奄一息，这一切仿佛是在夏季的某个雨夜，风忽然吹开了窗户，吹得窗帘四下飞舞，雨声凄切，我想到你，我的阿莱，你站在门前的屋檐下，用手接起冰冷的雨水淋在我的额头上，让我攥紧拳头的手松开，可是阿莱，你的手没有出现，夜色和雨水隔开了我们，我们各自困守着自己的困惑和绝望，计算着阵阵涌起的心酸，还有，阿莱，你的手没有神奇地出现在我的额头上这件事叫我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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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性这个东西我不由得联想到了一些农作物，一来为人的某些不道德之处感到脸红，二来也为那些植物叫屈，经常可以看到有报纸报道某农业科学家花上几年或几十年为那些植物乱配，最终得到一优良品种而成为人类的骄傲，细想他们不过是拿一些不同品种的作物相互操来操去，然后再用它们的下一代同上一代操，下一代同下一代操，第三代和第二代操——总之是乱操一锅粥，直至出现一稳定杂种为止，当然，那时他们也是断然不会罢休的，从来没有人为那些作物想一想：他们喜不喜欢此种淫乱生涯，被强奸的向谁去诉苦，它们怎么评价那些科学家，试想有朝一日那些植物得了势……简直不敢想象。从另一个角度讲，人类给植物的政策也太宽松，允许它们自由往来，最流氓的被冠以“京欣一号”之类大肆宣扬而不顾其影响好坏，而这个政策从来没有被恩准到人类头上——不知人这种东西的态度为何如此缺乏一贯性——也就是如此立场不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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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第一次跟向晓飘上床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性经验，干了几次都没成功，想想那时的尴尬劲儿我就觉得好笑，我伏在她身上，她奋力分开双腿，最终忍不住这儿那儿的瞎指导，直到我浑身大汗、一筹莫展时才算踏实，我狼狈不堪地从她身上爬起来(还带着一个皱巴巴的避孕套)，看都不爱看她，心里窝火得要命，要知道，为那一次我忙活了好几天，又是看书推算安全期，又是装做满不在乎的样子去商店买避孕套，特事儿逼，没想到整件事就这么一个结果——我不得不再次动用那个我最爱使用的形容词了——丑态百出！
叫我怎么说这个让我第一次陷入肉欲的女孩呢？高中同学？小矮个儿？小圆脸儿？这些似乎都不合适，那她是什么？——在我的记忆里，她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然而又是非常现实的矛盾体，此人胯部窄小，梳一个娃娃头，皮肤白皙，长睫毛，小眼睛，爱说也爱听甜言蜜语，一本不落地看过所有的琼瑶小说(包括假琼瑶)，鼓励我写过一段酸不可言的情诗，成天跟我通信，据说是非常爱我，耽误我学业也毁了自己，曾经有一段，她成天如影随形般跟着我，在学校里招摇过市，在马路边亲嘴儿，在四周无人时摸来摸去，一提分手就痛苦异常，让我腾不出身来嗅老X，让我父母和她父母相互怨恨，让同学们以为我们整天练来练去而心情浮躁……实际情况叫我羞愤不已——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这事无论对朋友对自己都无法交待，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混了三年居然没有真正发生过一次性关系！
我的朋友们看到这里我想都会眨巴着双眼发出疑问——那对儿傻逼那一阵儿都干了些什么？
我无言以对。
有些事情如果和后面的事情联系起来就显得没劲了，可如果只关注某一个片段，还是挺叫人欣慰的，三年的高中生活我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记忆的事情，除了向晓飘，除了与她一次又一次的约会，在紫竹院，在北海，在香山，在景山，在陶然亭，在宣武公园，在天坛，在什刹海，在北京的每一个十字路口，在草丛里，在大树下，在商店门口，在厕所边上……总之，那时我们除了心不在码地上课、补课，其余时间都在以叫人吃惊的热情用于那数不清的荒唐约会，约会的内容叫人泄气——聊天，走，接吻，抚摸——惊人的枯燥乏味，用现在年轻人的眼光看，那不过是两个丧心病狂的假正经的可笑行径罢了。
可惜那段时间至少我不那么看，我想的多着呢——成家，立业，父母，小孩，亲戚，朋友……面面俱到，甚至在每一个细小的行动中都体现了这一点，分文理班时我学理，让不怎么聪明的她学文，为的是以后家里的电器坏了我好大包大揽。在同学们上课疯狂记笔记的当口，我在下面认真默写昨晚临睡前背的《四川菜》——事实证明，人的主观愿望和现实比起来是多么地叫人悲哀——结果大家已经知道了，刚上大学没多久，我们就分手了，这就是我所有纯洁无瑕的过去，当然，把它当作一个偏执狂的精神病史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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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讲一讲我第一次成功的性经历，到此时再不讲我想读者一定会这样问自己：难道我非得看完这个连乱搞都不会的笨蛋写的小说吗？
现在的学生们也许比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对待性的问题更加合乎常情，我想他们看这本书时也许会叫我们老古董，就像我们看待我们的父辈一样，华杨就曾告诉我，有一天深夜，他发现自己的父母在看毛片儿，隔着墙壁他听了听，原来是他曾经录过的一盘，巨不清楚，而且毛片质量低劣至极，属于那种四十八式之类的旧货——“真可怜”，他用沉痛的语气告诉我，“他们竟然看了两遍！”这件事表明了不同年代人之间的差异，就如同美国四五十年代的老百姓都能开着车到处练，而我国即使是最牛逼的高干及子弟也鲜有此机会一样，差异这东西是没法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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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
我第一次成功地练的女孩是老X，陆然知不知道这件事我不清楚，那得看老X的精明程度，我要是她就不讲，讲了对谁都没好处的事还是少讲为妙。老X不仅上高中时跟我是同校，上小学时也跟我是同校，我还亲手接过她代表学校发给我的奖状呢，当时阳光耀眼，鼓乐喧天，全校同学站在教学楼前，我带着红领巾，穿着一件白衬衫，一条蓝裤子，和全校同学一起唱歌——“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拿起刀枪参加红军”……其实那个时刻我们那些唱歌的人都没太准备好，我们的所有时间都用来准备干别的了。
唱完歌就是一通领导讲话，学校的扩音喇叭里传出夹杂着沙沙的类似美国短波似的装饰音，当时学校官僚作风十分严重，一个狗屁小学有一个正校长零三个副校长，还有诸如少先队指导员等多种称呼的各色人等，每次全校大会，他们坐台上，有茶杯，台子两边各有一排槐树，他们一般正好处在阴凉里，我们这帮小孩坐台下，太阳正好能晒得我们找不着北，他们一个一个地发言，我们只好一个一个地听。当时我还小，坐在下面，奋力张开被晒得五迷三道的小眼睛，双手背后，双脚并齐，腰杆儿挺得笔直，不直不行，因为我们老师在后面的树荫下一边跟别的老师聊天一边盯着，这种场合，我最希望得到的就是表扬，而不是批评，于是我伸长耳朵听着一系列的发言，也不跟同学说话。
终于熬到了那个时刻，请大队长发口算比赛第一名的奖状，这时我听到了我的名字，于是上台去领奖，当然是从老X手里领，她严肃地把一张盖上学校公章的奖状双手交给我，我则英勇庄严地接过来，四目相交的一瞬间，我发现她在阳光下是那么好看，穿着白色的连衣裙，梳着两条小辫子——谁能想象，就是那两个天真无邪是孩子，在十几年后的一天的上午，在早晨的阳光中，一丝不挂地搂在一起，全无体统地干着在领奖台上闻所未闻的事情——操来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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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年我跟向晓飘分手后不久，我翻出高中同学的地址本给老X写了一封信，把这件事告诉了她，一定是我讲得扣人心弦，哀婉动人，不久，我们俩的关系密切起来，有天夜里，她来找我和华杨玩，其实那不过是借口而已，当时华杨的父母都出差了，所以他那里立刻成为一个据点儿，那次就我们三个人，我们不耐烦地听完了华杨例行公事似的演唱，很快便找借口出外买东西，华杨当然不会等我们，他很快倒头睡去，我和老X就在外面走了半夜，边走边聊，直到筋疲力尽为止，在一个街头公园，她对我讲了她和一个男孩也是才分手不久，跟我当时的情况正好相配，在那个街头公园的滑梯边，我们第一次拥抱在一起，还糊里糊涂地接了吻，说糊里糊涂一点不假，我们两人当时几乎都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之中无法自拔，急需安慰，那是我第一次丝毫不拖泥带水，亲了半分钟就把手伸进她的领口，她非但不反抗反而明戏地哼了一声，于是我认定此人谙熟此道，为了表现我也是个老手，就不再在上三路耽误时间，直奔她的裤腰而去，我解开了一个细细的女式皮带，拉开拉链——写到这里，我想到了我们的上一代人，他们那时的女裤开在侧面，紧贴着那儿还有一个小兜儿，那时的男子要动手动脚未免比我们还不雅观，我想他们必须站于女子的后部，女子回头与他接吻，男子右手搂住女子的身体以免其走失，左手从左侧下方跟进，那情景应是恰似甜言蜜语中的小偷才对，两人形状加起来颇为古怪，按此推想，那时的女子要是找到一个比自己矮的男子就没劲多了……我和老X虽然生活在牛仔裤时代，当然从形状猥琐的角度讲是五十步笑百步，可毕竟直接的多，当时正是深更半夜月黑风高之际，所以我们几乎无所畏惧，老X浑身一颤，随即双腿一软坐在滑梯上，我当然应声而到，她就两腿一伸，双手把我一抱，随即两腿夹紧，轻叫一声，其反应之剧烈令我也暗吃一惊，还没弄懂敌人的路数之前，我的手已被她留在那里，凉冰冰的，却又湿得可以。
我和她在滑梯上乱摸了一会儿，有点累，于是站起来回到华杨那儿，我们倒在华杨家的大床上又说了一通足以和我们刚才的举动相称的甜言蜜语，然后睡去。次日上午醒来，只见华杨留下一张小条，上书“我去上课”，在后加注“不打扰你们！”那个惊叹号给我留下印象挺深，它的意思是说，非得干出点什么来不可了。
一开始，我们只是插上门，随即后面事情也不得不发生了，要不插门这事未免显得过于事儿逼，我们只好各自脱去衣裤，竖起警惕的耳朵听了一下四周动静，确认安全之后，我把手伸到她的内裤里边，里边竟是湿润如昨，那时正是我们刚醒不久，目光不用装也特迷离，眼屎和口臭的事暂且放下不表，免煞风景，正当此时，此人主动腰部一耸，我顺势将其内裤脱下，然后勇猛爬上，叫我惊奇的是居然一次成功，于是更加抖擞，大概看过某部内部电影，此人在关键时刻竟东施效颦，发一声喊，吓了我一跳，我记得当时自己有些不知如何是好，是跟着一块儿喊呢，还是继续埋头苦干？两样都让我觉得不足取，正犹豫间，此人已是热情奔放，紧皱眉头，作苦思状，双手突然抱紧，于是我乘胜追击，总算完事。
事后我们相互交底，原来她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以为我是此中老手，遂主动表现，不甘落后。老X还有个做法叫我迷惑不解，她事后背冲着我，身体哆嗦了几下，哭了起来，在我没弄清楚真哭假哭之前，她又破涕为笑，转过身来，连打了我几下，嘴里说着不不不，真不知她在说什么，这事儿我后来没好意思问她，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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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1岁的我来说，最可怕的东西不是被学校开除，也不是和阿莱吵翻，而是无事可做。意义广泛的无事可做可概括为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从东到西，从学校到学校外，从朋友到情人，从食堂到商场……的晃晃悠悠的状态，当然，这指的是精神状态。因为这种状态不含任何意义，所以我当时很难接受，也不知为什么，那时的我对事情的意义很敏感。不幸的是，我当时由于思想上的急剧转变，使我原先觉得有意义的事变成了无意义，因此，一切行动失去了目的性，这还得从老X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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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老X之间的关系在我和她混了那一次之后不久，奇怪地中断了，原因我想应该不在我，因为我事后把她送上了开往她们学校的公共汽车，并且第二天就给她们的宿舍楼打了一
个电话，她接的，从听筒中我觉得她对我讲话口气有些冷淡，我约她出去玩，她说等过一阵儿再打电话过来，她说她最近挺忙，等等。我挂下电话，知道她在骗我，因为那天上午临走时她还告诉我她想天天跟我在一起呢。
又过了几天，她没有打电话过来，我有事正好路过她们学校，于是到女生宿舍楼去找她，华杨跟我一块去的，我们见到了她，她正和她们宿舍的几个女生玩扑克牌，见到我表现出与其说是一种惊异倒不如说是一种久别重逢般的热情，她请我和华杨到学校门口的小饭馆吃了一顿牛肉馅饼，吃完后不久，华杨先回了学校，我就和她一起在街上转悠，她的学校外不远就是一条还算繁华的大街，我们串了街左面所有的商店，送她回学校前，在一棵大树后，我抱住她，亲了又亲，后来我们靠着树又呆了一段时间，主要是聊天，聊到我回学校的末班车快来时才离去，这期间，一切正常。
我回到学校，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老X从来不试图主动找我联系，于是又打电话给她，约她出来见面，她答应了，我们约在天坛西门见面，她倒是来了，但迟到了半个多小时，在我想走的时候，我是说，我走到15路公共汽车站总站时，她从一辆回来的15路车上跳下来，并且一眼就认出我，叫着扑上来，当着等车的好多人和我抱在一起，我告诉她我不喜欢约好时间以后等人，她听了只噢了一声，没再提这件事。再下一次约会，她答应后根本没来，事后也不解释，这下激怒了我，我也没再约过她。不久，我认识了阿莱，我们俩就彻底失去了联系。
直到一年后的一天，我在中原宾馆的地下室碰到她，她把我介绍给陆然，以后我们曾有机会单独在一起呆过，但她从未提起过我们俩之间的事，就像没发生过一样。陆然对我讲过她，从陆然讲的时间推算，我们俩之间，她还应有至少一个男朋友。当然，我没跟陆然讲过我们之间的关系，从陆然对我的态度看，好像他并不知道我们之间的事，所以，关于老X的一切曾让我一度迷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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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惑不解的事不止老X这一件，还有更多，总之，这些事情加起来的总和，给我一个印象，似乎事情和事情之间的联系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牢固，似乎很难确定，那么，什么是可以相信的呢？我不知道。不仅我不知道，我发现别人也不知道，大家都依靠直觉和猜测生活。没有什么是可以确定的，没有什么是可以信赖的，就连和我最近的华杨借了我的钱也有不还的时候，而我呢，我自己呢，有那种被人们称之为一贯性的东西吗？
我不知道。
理想终归要破灭，爱情终归要失去，我们的一切飘忽不定，并且早晚我们要死去，一切都是大梦一场，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们是一种可怜可笑可悲可气的生物，有没有两可……总之，他妈的，我当时的人生观就是这样，多少次我独自一人遥望星空，发出长叹，叹息之余，又无可奈何。
那个时期我做过一些梦，有一个梦至今还记得，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老极了老极了的山羊，钻在山洞里等死，眼里流着泪水。四周的墙壁湿漉漉的，我站在那儿，看不到一丝光线，黑暗中，我叹着气，感到非常非常孤独。这个梦不知是我做出的，还是我从某本小说中读到的，反正我记住了它。
大一快结束时的我的心情一直不太好，后来也不好，到现在仍然没有好起来，这其中缘故颇多，在生活中反映出来的现象是——慢慢的，我变得有点麻木不仁，对人对事失去兴趣，我知道，这样一来，对我不好，对别人当然也不好，对什么都不好，但是，我不愿对别人说起这些，这些都是关于人生无聊空虚的一部分，讲不讲都没什么意思，是的，没什么意思。
我不认为人生是丰富深沉的，我看到的听到的和感到的都是一些叫人泄气的东西，我讨厌沾沾自喜和垂头丧气的情况，我什么都讨厌，我无法平静，因为我没有死去，妈的！
但我还是做出了一个叫我还算满意的姿态，也算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惟一的要求，那就是强颜欢笑，对，就是它，强颜欢笑，无论何时何地，我都命令自己强颜欢笑，因为我只能这样，因为我是一个正在表演的小丑，我对自己对别人都感到不好笑，我没有眼泪，没有欢乐，我什么也没有，甚至，我没什么可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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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在上中学时看过一本小说叫做《青春万岁》，看完后我就产生了到王蒙说的那个学校去插班的念头，但是我没有找到那个学校，不知是因为那个学校经营不良倒闭了还是出了别的问题，归根到底，我上了另一个学校，我上的那个学校比较差劲。但是，但是……
有一天，我和华杨走在从教室到操场那条林荫路上，那是89年4月，树叶还未从树枝中
拱出来，天空阴沉沉的像被贴上了一张旧报纸，华杨的头发刚洗过，垂在脑袋上，伏伏贴贴，他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一双从三五零一买的军警靴，牛仔裤的下沿挽在鞋子的高腰上，我围着一条我爸从苏联买的劣制围巾，穿一件国产软羊皮夹克，两手插在兜里，华杨告诉我，陆然和老X吹了。我听了点点头，华杨也没往下说，我们穿过操场，走过通往校门的甬道，出了学校，换了两次公共汽车，来到我们的排练房，除去陆然，大家都到了，我们开始排练一首叫做《永远不回家》的歌，徐通的鼓点老出问题，他敲得高兴了就爱卖弄一番，把鼓打得和音乐彻底失去联系，他自己还以为不错呢，我们都没有说他什么，直到他在一个小节上突然停住，对我和华杨抱怨说没配合他为止，华杨把电吉它往椅子上一放就走到门边，脚下不留心踢掉了电源插头，我对徐通说：“你丫敲的是什么玩艺儿？”徐通就冲我一通嚷嚷，本来这是乐队在排练中时常遇到的小事，但那天徐通就像有病似的对我们疯狂指责，他来自中央美术学院，是个大笨蛋，这点不仅我们清楚，连陆然都清楚，徐通敲鼓忽快忽慢，忽强忽弱，有时突然消失，我们回头一看才知道，原来他在那里弄他那个鼻子……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从来没有说过他什么，不幸的是，徐通是个狂热的摇滚迷，平时我不来排练的时候，他老来，没完没了地练习，有时我们走在街上，我总设法不挨着他一块儿走，因为他的手就像多动症一样不停地上下摆动，叫人心烦，他长着一个大得足足有十斤西瓜那么大的一个脑袋，脸平平的，鼻子从脸的中央傲然浮出，犹如大海中的一个小岛，眼睛小得不留心就会忽略过去，嘴巴和鼻子之间距离甚远，下巴特短，就如同被谁用锯锯掉了一样，后脑勺儿自上而下垂直而落，就像悬崖，别的乐队到我们这里来玩，听完我们演奏都说敲鼓的不行，我们谁也没把这话转告他，也许这是我们的一个错误，因为他越来越自鸣得意，而且，就连我们也不放在眼里，陆然有一次差点又去找来一个鼓手，还是我们给劝住的，但这一切，徐通不知道，他有他自己的追求，我知道他是怎么追求的，他一遍遍听那盘麦克尔·杰克逊的拼盘儿，照着里面的每一首歌的鼓点拼命练习，练得有点像了他就说自己又有了一个绝招，他的绝招不使也罢，一使出来就弄得大家都心慌意乱，刚认识他时他留着长发，现在变成了板儿寸，此时我们就面对着这个叫我们觉得非常丢人的脑袋，听他在那里大喊大叫，顺便提一句，就在不久前的一个摇滚PARTY上，我们试奏一曲，正是徐通，在华杨唱完后一通猛敲，弄得我们在台上特尴，因为我们平时练习时没有这一段，末了，此人居然学着我的破录相带中的某个乐队的鼓手，把手里拿着的两支鼓锤儿扔向台下，台下站着黑压压的一片人群，我站在台前，挨着左边的那个喇叭，什么也听不见，但从人们的口形中好像看出他们不是跟着我们唱，而是在喊“下去吧”，片刻之后，叫人泄气的事情出现了，徐通那两只鼓锤被从台下扔了回来，幸亏扔回来了，不然我们还得凑钱买新的，这件事我们谁都没有再提起过，陆然曲折地对华杨说，以后咱们不去PARTY了。
徐通站在他那一堆鼓后面，唱了一会儿独角戏，没有人接火，他又坐了回去，发泄似地狂敲起来，刘欣用手势制止住他，说：“你烦不烦呀！”
徐通说：“我不烦。”
刘欣说：“那就敲吧！”
徐通果然又敲了起来。我走出屋子，看到华杨一个人站在前面不远的一棵树下，正在抽烟，这时辛小野和刘欣也走了出来，刘欣冲我说：“咱孤立丫的。”
我们一行人往回走，华杨送辛小野回学校，刘欣自己走了，我回到安定门，推门进去，阿莱正在那里看我从陆然那里借来的一盘录相，叫做《卡门》，通盘都是西班牙舞，阿莱看得津津有味，见我这么早回来有些奇怪，按了一下暂停问我：“你是不是没去呀？”
我说：“去了，和徐通吵起来了，没劲。”
她说：“怎么啦？”
我说：“丫有病。”
阿莱说：“至于嘛？”
我说：“你接着看吧，没事儿。”
阿莱说：“陆然来过电话，他说你要晚上回来没事就呼呼他。”
我呼了陆然，不一会儿陆然回电话，我问他：“有事么？”
陆然说：“没事儿。”
我一听就觉得不对劲儿，我说：“在哪儿呢？”
他说：“在家。”
我问他：“晚上喝酒吗？”
他痛快地说：“在哪儿？”
93
那天晚上，在真武庙附近的一个小饭馆里，我和陆然都喝得大醉，我们喝了不知多少瓶啤酒，陆然自己还喝了半瓶二锅头，他对我讲起了老X，看来华杨的消息一点不假，他和老X吹了。
看得出，和老X分手弄得他有些难过，从我的角度看，与其称之为难过，不如称之为不理解，他好像根本没有弄清楚老X是怎么回事就跟她完了，也就是说，他将永远没有机会弄清楚老X是怎么回事了，而老X离开我时，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下我永远不用再费心思去弄清楚她是怎么回事了！
这就是我和陆然的区别。
陆然用了大约十分钟时间讲了讲他和老X的事，就在前天，他去老X的宿舍找她，她不在，于是给她留了一张条儿说他去一个摇滚派对了，令他非常不解的是，老X也在那儿，一只手吊在一个三流乐手的脖子上，一只手端着一筒日本生力黑啤酒，用陆然的话讲，他于是“干了一件一生中最大的蠢事——冲过去给了那个乐手一酒瓶子，反手又给了老X一记耳光，老X尖叫起来，跑到一边，那个乐手现在住在海军总医院，就是这么一回事。”他一连气说完了这些，又喝了半杯啤酒，“可一点迹象也没有，哪怕是蛛丝马迹也找不到……这之前，我和老X一切正常，一星期前还在我那里练过一回，她像往常一样，既不对我特别温柔，也不冷淡，也没有对我说起过她又跟别人搞上了，就是那么突然，我也昏了头……到底出了什么事？”
陆然看着我，我低下头，陪他干了一杯，那一杯干完之后，他不再提老X的事，突然对我说起他想写的一首歌来，名字叫做《纯净海滩》，随后的三个多小时里，他不断向我提起纯净海滩，仿佛他正置身于纯净海滩一样。
纯净海滩是陆然梦想中的一片海滩，他坚持相信在世界上有这么一个海滩，海水碧蓝碧蓝的，白色的海鸥在上面飞翔，沙滩是白色的，平整得就像纸一样，上面连一丝海鸟的爪印也没有，沙粒在阳光下闪着光，天上没有云，在远方，海和天混在一起，分不出界线，那里没有人迹，海水涌起，冲上沙滩，粉碎成泡沫，泡沫很快就一个个破灭了，海鸟从海水中衔起一条绿色的水草飞上天空，长长的绿色水草就像抽丝一样从海水中被叼出来，连续不断，海鸟拖着那根绿线越飞越远，直到看不见为止。
这就是纯净海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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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然醉得不成样子时，一手扶着桌面，一手端着酒杯，不停地给我讲他的纯净海滩，他的眼睛通红，不知是很久没睡觉还是喝得太多了。半夜4点钟，我们从饭馆出来，歪歪斜斜地一直走到礼士路口，截住了一辆出租车，开了没有十步陆然就叫司机停车，他跪在地上，把头伸出，哇哇大吐，我从另一边门下了车，站在路边也吐了，司机趁机骂了我们几句，把车开跑了，我们走上复兴门立交桥，向西南方向望去，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发射塔黑乎乎的伸向天空，街上这时已经出现了收班的环卫工人，有几个烧长跑的从我们背后跑过，汽车依旧一辆辆飞驰而去，红色的尾灯在夜色里显得格外清晰。
我和陆然靠着桥栏干，天有点冷，喝了大量的啤酒之后，我们站在桥上不久就打起了哆嗦，我用手挡住了风，点燃一支烟，靠着陆然抽，他两眼紧盯着桥下，身体在轻微摇晃，在夜色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说：“我们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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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然和老X散伙儿之后的那段日子里，他的情绪坏到了极点，整个乐队也陷入了无可救药的涣散状态之中，接连两个星期，乐队没有一点在一起合练的迹象，徐通在一个天色阴沉的下午找到华杨，两人又去找到刘欣，他们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把我约到美术馆前面的一家饭馆，徐通请我们吃了一顿饭，看得出，他对那次吵架有些后悔，事到如今，我们也没什么可说的，于是一群人一通真诚，在啤酒的泡沫中总算和好如初。
我们从下午4点一直喝到晚上9点多才分手，那时已是满街灯火，天上不时何时下起了牛毛细雨，我们在饭馆门口分手，我没坐车，在细雨中徒步往安定门走，一路上，路边的小树叶上不断地掉下大颗的雨滴，淋得我身上全是水，我点燃的一支烟不久也被雨水浸得透湿，很快就折成了两截，我扔掉烟，慢慢悠悠地往前走，我的头有点疼，刚才我们叫了一瓶曲酒，最后给一口闷了，因此走着走着就吐了起来，吐完之后出了一身冷汗，浑身无力，雨渐渐大了起来，路边的行人很少，那些穿着雨衣的骑车人匆匆从身边晃过，犹如被风吹得歪歪扭扭的断线的风筝，在路灯下一晃两晃地转瞬逝去，雨中，一切显得影影绰绰，关门的商店的铁皮下拉门上也有大滴的雨水悄悄滑落，空气中充满了冰凉潮湿的街道垃圾味儿。
前面一盏路灯不亮，下面的积水看不清楚，我过了马路，这时忽然肩头一凉，原来是雨水已经浸透了衣服，正碰上一辆108路车经过，我跑了几步，追了上去，上了车，买了一张票，车过了交道口，直奔安定门，这时，雨忽然发疯似的狂下起来，风把雨水吹得几乎是横着飘飞，看起来就像是一缕缕烟雾。车过了安定门立交桥，在安定门站前停下，我见势不妙，没下车，跟着108路一直坐到和平里总站，下了车，又往回坐，总算是到了家，雨已经变小了，我跳下车，往家走，一不小心踩进一个水坑，鞋全湿了，还灌进不少泥。
梯上，我浑身透湿，比平时重了不少，站在那里，从一楼到十二楼的功夫脚下就形成两个小水洼，开电梯的老太太不满地盯住我脚下直看，好不容易走到家门口，一掏兜，发觉忘了带钥匙，我敲了几下门，希望阿莱在里面，可惜她今天没有来，我背靠门坐在地上，浑身冷得直打哆嗦，只得又坐电梯来到一楼传达室，给学校阿莱宿舍打电话，打了很久才打通，通过听筒，我听到阿莱趿着鞋，达达达地走向传达室，拿起电话，问：“谁呀？”
一时间，她的声音显得又遥远又亲切，我告诉她，出门时没带钥匙，现在正在门外，阿莱说：“活该！谁让你总丢三拉四的，我都上床睡觉了，等会儿啊，我给你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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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是乘最后一趟电梯上来的，把手里的钥匙抖得乱响，见了面，把钥匙往我手里一扔，说：“开门吧。”
我们进了门，我洗了一个澡，换上一套干净衣服，阿莱靠在床上，把两个枕头立起来，垫在背后，手里拿着一本《兔子跑吧》一目三行地看，不时用指尖沾一下唾沫翻篇儿，盖着毯子，下面露出一双光脚丫，动来动去，不时从搭在床边的椅子背儿上的衣服口袋里掏出点什么吃的塞进嘴里，等我过去掏时就剩了一个空袋儿——是一包话梅。
我坐到床边，从她手里拿过书，她两眼顺着我的手一直跟踪着那本书，我把书移到离她眼睛一米左右，她仍聚睛会神地看，等我把书再移远一些，她把目光移开，笑着望向我，说：“这页看完了。”然后吁了一口气，冲我点点头：“兔子，睡吧。”
我靠近她，伸手把她抱到胸前，她用手指指着我的鼻子说：“别胡思乱想啊，时间还没到呢，差三天，大夫说的。”
“我不信大夫说的。”
“那就算了，今天吧，不过你得带这个——”她从椅子背上的书包里掏出一个小盒，在我面前晃晃，是一盒避孕套。
我点燃一支烟：“你没把它当话梅吃了？”
阿莱说：“我吃了你带什么？”
“尼龙袜子行吗？”
“不行。”阿莱吃吃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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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觉醒来已是上午9点多钟，天光大亮，我睁了一下眼睛，发现阿莱正坐在床上看《兔子跑吧》，翻篇声不时传来，我感到口渴难耐，用肩膀碰一碰阿莱，阿莱看也不看我，随口问道：“又想喝水？”我伸出手，阿莱从身边的床头柜上递给我，我接过来，欠起身，一气喝下去，不料杯子里什么也没有，我说：“没水。”阿莱把空杯子从我手里拿开，说：“等一下啊。”
我转一转身子，又沉沉睡去，再一醒，已是近中午了，阳光正照在我脸上，暖洋洋的，房间里飘荡着轻柔的音乐声，是甲壳虫乐队的《昨天》，我坐起来，墙上的石英钟的指针已指向11点半，从厨房里传出阿莱切菜的声音，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连书柜上的玻璃都被擦过了，我昨天穿的被雨淋湿的衣服挂在阳台上，床头柜上摆着一杯满满的水，我端起杯子咕咚咕咚喝完，这时阿莱笑盈盈地走进来，手里端着一个盘子，里面是几个苹果，把盘子往写字台上一放，对我说：“还困吗？”
我摇摇头，阿莱走到写字台前坐下，用眼角斜对着我，做了一个怪相，把一个苹果拿在手里吃起来，然后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几盘台式录音机的磁带，把甲壳虫换下来，换成“威猛”，拧大音量，顿时，屋子里响起刺耳的《舞前叫醒我》，阿莱自己冲我一笑，跳着消失在厨房，我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中下了床，到洗手间刷牙洗脸，又回到屋里把被子叠好，最后我来到厨房，阿莱正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削土豆皮，一边还跟着音乐轻轻摇动着，我拿了一个苹果，蹲在阿莱对面吃。
磁带放完了，啪地一声，PLAY键跳起，阿莱用水果刀在我眼皮底下迅速削完最后一个土豆，然后问我：“爱吃土豆炖牛肉吗？”
“爱吃。”
“那么你得去帮我找那盘有《答案在风中飘》的磁带，里面有三首鲍勃狄伦的歌，我想带到宿舍听。”
“我找不着怎么办？”
“我找，你做土豆炖牛肉。”
我又回到屋子里，拉开抽屉找了起来，找到以后，我把那盘磁带放进阿莱的书包，阿莱晃晃悠悠地从外面进来，坐在椅子上：“做好了，二十五分钟以后就能吃了。”
我们俩分别坐在写字台的一边，脸对脸，我打了一个哈欠：“在我睡觉的时候你都干了什么？”
阿莱用眼睛把屋子扫视了一遍：“都在面儿上摆着，还用说？”
我从枕边拿过那本《兔子跑吧》，在阿莱眼前一晃：“看完了？”阿莱点点头，从抽屉里翻呀翻的，一下子翻出了一盒跳棋，阿莱用眼睛看定我，非常认真地对我说：“有人说你在饭前总要输一盘才吃得香，是吗？”
我打开棋盒，把棋盘铺平，一面把红色的跳棋子一个个码上棋盘一面反唇相讥：“有人又想一下午心情不好了，我真是爱莫能助。”
我们俩很快便在棋盘上缠斗起来，两军刚在中线附近对峙，厨房里响起了高压锅的尖叫声，阿莱去盖高压阀，我等她回来继续走，这时电话铃响了，我去接，是陆然。
“估计你就没去上课，怎么样，一齐吃午饭吧？”
“你在哪儿呢？”
“你们家楼下的电话亭子里，咱们去吃炸鸡，怎么样？”
“还是上来吃牛肉吧，阿莱做的，已经快做好了。”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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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然上来时我和阿莱已战到最后几步，我和陆然说话的功夫被她抓住一个空子，把后面一个拖得很远的伤兵给救了回来，这样，我最少输给她五步，我们收了棋，阿莱去厨房把饭菜一一端上来，陆然不安地坐在椅子上，四周张望着：“怎么，真过呀？”
“可不是。”
“你们俩什么时候吹呀——好得叫人觉得那么不正常，现在我是看见生活幸福的人就不舒服，真想叫世上有情人都散伙儿……这听起来像不像一首歌？”
阿莱把盛着饭的碗一只只推到我们面前，我们吃了起来。
阿莱问陆然：“听说你最近心情不好，又听说老X和你吹了，我怎么觉得这两个消息那么矛盾呀？”
陆然哈哈大笑起来：“阿莱，你再说老X一句坏话我就借你录相带，到我那儿挑去，想拿多少都可以，只要你看得下去，听周文说过，你就爱看电影，尤其是——”
我和陆然一同说：“事儿逼拍的！”说罢大笑。
阿莱抬起头来看着我们俩：“老X嘛，不就是会喇么？”
“行行，这就行。”陆然又笑了，“一会儿去我那儿挑罢。”
我对阿莱说：“别奇怪，他这一段不正常，我们得纵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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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饭，我们一起去陆然那里，阿莱挑了一批带子，有《去年在马里安巴德》，《金钱本色》，《八又二分之一》，《钢板七雄》，《日瓦戈医生》，《野草莓》，《杀人的夏天》，《金色池溏》等，阿莱在那里细心地挑，有的还放进录相机看一下以确定带不带走。
阿莱挑录相带的时候，陆然打电话把乐队的人都叫了过来，陆然带给大家一个好消息，他在厦门的一个爱附庸风雅的酒肉朋友听说北京这边煽摇滚，问能不能弄去支乐队去他那个歌厅唱唱，陆然当即答应，价钱也谈好了，一天一人15块钱，小费全归我们，唱一个月，时间是暑假，路费也由他出，当然是到了那里再报销，我们只需在这段时间里多排出几首歌就行了。这真是一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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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恢复了排练，而且练得相当艰苦，每天一放学，大家就直奔排练室，我写了三首歌，陆然写了五首，我们还排了几首专门在歌厅演唱的歌，有滚石乐队的《想你》，有《卡萨布兰卡》，甚至还有一首谁都会唱的《铃儿响叮当》，为了以防不测，我们还练了几首港台歌，赵传的，齐秦的，王杰的，罗大佑的，李宗盛的，等等，为了找这些歌的谱子，陆然东奔西走，累得够呛。要知道，1989年，港台流行歌曲在北京还被当作是时髦的玩艺儿，不像现在，说谁庸俗就说谁港台。
(责任编辑：龙舞天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