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
又过了一个星期，在我常去的“喜洋洋”川菜馆，我碰到阿莱。当时是我和华杨两人在吃饭，一进门华杨就推了推我，往前一指，我看到在我们常坐的那个座位上，阿莱正跟一个拿手机的家伙聊天，她一定是看见我了，不然她不会对她旁边的那个家伙笑，我拉着华杨转身出了饭馆，我们俩到前面不远的地方喝了足有十瓶酒才回家，回来的时候，路过“喜洋洋”，阿莱已经不见了。
202
过了两天，我给阿莱她们公司打电话，她已经上班了，听到是我，她用冷淡的声音对我说：“我上班呢，以后别在上班时间给我打电话了。”随即挂掉。
203
那时正是上午8点半钟，我环顾我的小屋，一片寂静，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射进来，台灯发出可有可无的光。我躺在被窝里，起初，脑子里乱烘烘的，不久，我发现自己出汗了，我茫然钻出被窝，下了床，稀里糊涂地刷牙洗脸，紧接着，我狂热起来，开始收拾我的衣物，把它们统统塞进旅行袋中，旅行袋塞满了，就往我的鹿皮双肩背里塞，我忙碌着，把能带走的东西都塞进包里，我打开每一个可以打开的抽屉，从里边搜寻着每一个可以带走的东西，这时候，那个决定在我心中渐渐清晰起来，是的，我必须走，我要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叫我心碎的城市，我就是要离开这儿，离开北京，离开我所能离开的一切——厌倦，折磨，痛苦，无聊，空虚……这就是我的决定，我突然意识到我应该这么做，只有这样，我才能忘掉一切。
转眼间我就走到了街上，我漫无目的地向前狂走，我不知道我的方向，身边是匆匆而过的素不相识的行人，头顶是薄薄的像一层冰似的淡淡的太阳。终于，我走累了，冷静下来，认清了方向，我在西四一家小饭馆里吃了一顿炸酱面，最后决定去火车站。
北京火车站还是以往那个脏乱差的样子，人们就像地里的土豆那样乱烘烘地挤坐在一起，刺耳的高音喇叭一遍遍叫着进出站的车次，买完去厦门的车票后我把包儿放在窗台上，透过玻璃，注视着排在铁轨上的火车，在我看来，它们就像命运之手那样把人们随意抓起，又放在另一个地方。
我走到街上，走出拥挤的人群，孤零零地沿着街边走下去，天色渐渐黑了，我依然在走，夜深了，我踏在这个城市黑暗的梦中，北京，这个肮脏而美丽的庞然大物，这个叫人怦然心动的妓女，这个嘲笑一切的幽灵，此刻正安于现状地蜷伏在有着点点星光的巨大的天空之下，麻木地背负着人们纵横交错的欲望。我不知疲倦地走着，茫然地走着，直到天色大亮，上班的人们不知从哪里涌上大街，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是在向这个城市告别，向我过去的生活告别，向那些我认识的不认识的擦肩而过的人们告别。
我想起了以前的那首歌——《向前冲》——你一直在寻找那个能让你心碎的姑娘，她代表一种生活，也许，你会找到她，她就是你马上要走的一段路，就是你要经历的生活，走吧，别回头，一直向前冲吧！
不幸的是，这首歌却再也不能安慰我了。
第二天上午，我坐上了吼叫着启动的火车，一上车我就睡着了。
204
列车行驶在开往厦门的路上，我的情绪坏到了极点，甚至产生了给人抛弃的念头，一忽而，我又想起了上次来南方时我们一路上连唱带跳的情景，一想到这儿，我的心就紧缩起来，眼睛模糊了，泪水不知不觉地滑落到脸颊上，窗外是一片温柔妩媚的南国景色，那些嫩绿的稻田啦，树啦，山啦，看起来是那么亲切，仿佛正伸出绿茸茸的手掌轻轻拂去我的眼泪似的。
205
火车到了福州后我想到找苏黎也没什么意思，于是改了主意，转奔广州，在广州逛了两天，全无结果，我马不停蹄，转飞海南，在海口，我每天去一个咖啡馆闲坐，要不就躺在旅馆里看租来的武侠小说，极端无聊。
在海口呆了一个星期后，认识了一只鸡，她来自辽宁，认识她的时候，她生意清淡，每天坚持往我住的房间打电话，打得我不耐烦，就叫她过来，索然无味地性交之后，我和她一起看电视，一起吃宵夜，白天，她去兜揽别的生意，我就继续看我的武侠小说，晚上她准时而来，我就和她一齐逛街，给她买一些不值钱的小玩艺儿，和她混了五天，发现她有吸食毒品的恶习，我坚决把她赶出了房间。接下来是一个来自上海的漂亮姑娘，收费甚是昂贵，我们一起混了三天就不得不把她扫地出门，然后是皮肤细腻、长相欠佳的本地姑娘，没过两天我就烦了，我收拾行装，从海南又飞到成都，在那里，我情绪低落，靠吃四川小吃和漫无目的地闲逛打发没完没了的时间。
206
阿莱，我更愿意就像我们第一次接触时那样，我的双臂扶住你的肩膀，用我的额头轻轻蹭你的额头，一直到我们确认永远相互需要对方才停下。
207
12月底，我回到北京。
92年来到的钟声是我一个人坐在家里听到的，当时我喝得大醉，用脚把电视机关掉，房间里弥漫着烟草和酒的怪味，地上扔满了花生皮和各种食物的残屑，床单皱皱巴巴，被子卷成一团儿，我形似大虾，弓身曲背，头发又长又乱，忍受着从胃里翻上来的一串串恶心，在那间早已物是人非的屋子里熬过漫漫长夜。
208
为了改变一下我的恶劣心情，我买了一个外地车本和一辆旧夏利，用去6万多块钱，车到手后，大修了一通，数数剩下的钱，不到两万元了。
我打电话找到华杨，一起开车兜风，正是严冬，我把暖风开到最大，门窗紧闭，哪有一点兜风的样子！
华杨坐在我旁边，不停地摆弄车里的录音机，一盘一盘地换磁带，一盘磁带最多听一首歌，其余的时间用来找歌，我们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穿行，听着一首首没劲的歌。
华杨的工作干得不太顺心，据他说，他们经理看他总不顺眼。
车开到左安门时，华杨对我说：“哎，咱们去哪儿啊？”
我把速度放慢，趁机点上一支烟：“你说吧。”
“不知道。”
“那我就瞎开了啊。”
“你本来不就是瞎开吗？”
“想去天津吗？”
“行，就去天津吧。”
“去天津干什么？”
“没准儿到那儿就知道了。”
我把车开上京津高速公路，一脚踩下油门，车速慢慢地悠了起来，速度表指到一百三十公里时，车子有点发飘，表针在一百三十附近不停地抖动，华杨把安全带系上了。
“还能再快吗？”
我听他这么问我。
油门早已踩到底，车子像要散了似的，一辆白色的桑塔纳被我们超过去了，接着超过了一辆黑色奔驰，很快，奔驰车就追了上来，把我们远远抛在后面，我看到车后尾灯闪烁，像是故意嘲笑我们，我踩住油门不放，车子发出轰鸣，我置之不理，但车子的速度已到极限，再也快不了了。
到到天津后，我和华杨找了一个小酒吧坐下喝酒，冬天的啤酒喝得人很不舒服，酒吧空气混浊，三两个穿着难看制服的服务员在桌子间转来转去，华杨问我：“记得咱们学校门前的那个小饭馆吗？”
我点点头。
“我们在那儿搞过一个乐队，叫野孩子。”
华杨看着他杯底的酒沫，轻声说。
我再次点点头，华杨已经略有醉意了。
“今天我们俩再来一次怎么样？”
我苦笑了一下：“我们都多大了？”
“可是，”华杨把杯中酒一饮而尽，“我们现在确实无家可归，”他又看了看我，“即使有家，也不想回去，是不是？”
我只好再一次点点头。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华杨忙着把手里的烟头弄灭，“野孩子！”
我把目光投向窗外，风吹得街边的杨树哗哗作响，偶尔有汽车驶过，窄小的街道半明半暗，灯影里是树影在晃动。
我转回头，发现酒吧里只剩下我们两人。
“所有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华杨对着冷落的街道说。
209
1月里，陆然回来了。
我和华杨在陆然那儿跟他碰了头，他在海南赶上了炒地产的一个尾巴，挣了一笔钱，眼看在海南混下去也没有什么结果，就回来了。陆然变得比以前浮躁了，谈话照例在啤酒杯的偶尔碰撞中进行。
“没钱，可怜，有钱，可厌！”
说完这句话，陆然长出一口气，算是对他的海南生活的一个总结，他穿一件羊毛衫，领口敞开，一双脚在地上划来划去，见没人响应，又接了一句：“他妈的你们以后想干点什么？”
华杨此时早已倒在陆然的床上沉沉睡去。
我横躺在陆然的双人沙发里，没精打彩地盯着他的房顶，上面有一块墙皮将落未落。这天晚上，我们三个人抽了五盒烟，烧坏了陆然房间里最后一条像样的毯子，吃光了所有傍晚从饭馆带回来的剩菜。
陆然见我们不语，一个人跑到厨房煮了一碗方便面回来，趴在茶几上吃，吃着吃着突然停下来问我：“还记得我临走时说过的话吗？”
我摇摇头。
“我当时说：要么成为大款，要么死掉。”
“你说过吗？”
“说过。可惜，我既没有成为大款，又没有死掉。”
我低头不语。
“见过老X吗？”
“没有。”
“你和阿莱真的吹了？”
“吹了。”
“怎么会闹成这样？”
“瞎扯淡的事。”
“也是，所有的事都是瞎扯淡的事。”
210
过了春节之后，我和陆然合伙弄了一个野鸡公司，地点就在中关村的一个门脸儿房里，陆然买了一辆八成新的福特轿车，才跑了三万公里，可以毫不费力地开到一百六十公里没事的时候，我们经常到京津高速公路上去飞车，一边超过看着不顺眼的车，一边把音响拧到最大，一边喝放在车后座的罐装啤酒。
生意做的差强人意，到3月份一算账，除去房租水电之外，还赔了一千多块钱，我们决定不做计算机了，改弦更张，做起了广告。公司召了三个小姐，我、陆然、华杨一人嗅了一个，六个人寻欢作乐之余，四处拉广告，日子一天天混过去。
211
我的小傍肩儿叫宋明，长着一双小圆眼睛，说话声音有点像中央台的播音员邢质斌，特正式，有时她对我讲诸如上床吧之类的话我也怀疑是在播报新闻。她喜欢背一个背带长到臀部以下的书包，走路拖泥带水，性格多变，嗅她的时候我们在莫斯科餐厅吃饭，她望着高高的顶棚，把从我手里接过的半支烟在茶水杯里熄灭，看我一眼，说：“反正我现在也没有男朋友，就是你吧。”
晚上我带她回家，进门一开灯她就明戏地对我说：“开什么灯，累不累呀。”
我去洗手间洗了个澡回来，她一丝不挂地裹在被子里，我抱住她，她以播报新闻的腔调说：“今天是安全期，射里面也没事儿。”
完事后我问她：“你怀过孕吗？”
她用手捧着自己不大不小的乳房说，盯着乳头看了一会儿，然后说：“怀过一次，怎么啦？”
“没怎么，随便问问。”
“你不用担心，哪天不行我会告诉你的。瞧，”她把床头她的书包拿来，从中取出一本黑色封皮的效率手册，翻开第一页的日历给我看，“画红圈儿的是危险期，你得带避孕套。”
我接过去看了一眼，红圈儿在7月份中断了。她不等我多看，一把抢过去，又从她的包里又拿出一支红蓝两色圆珠笔在本上画了起来。我用手摸着她的肩膀问她：“7月份和前男友吹的？”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你倒挺机灵的。”
用的依然是播音员的腔调。
212
4月间的一天上午，我和宋明到首都机场等着接一个从广州来的客户，人群中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门口出去，我倒退几步想看个清楚，那个身影已经钻进门口的一辆出租车走了，是阿莱。虽然她剪短了头发，我依然一眼就认出了她，也不知她在人丛中见没见到我。
当晚，下起了雨，我心情抑郁，和宋明相对无言地在一个叫洗车的酒吧喝酒，宋明不知有什么心事，喝的异常凶猛，很快就醉得趴在桌子自言自语，我把从桌上拉起来，她说晚上想回家看看她妈，我把她送到位于新街口她们家楼下，到后座把睡得迷迷糊糊的她叫起来，她极不情愿地走到外面，吸了两口冷空气，用手把脸擦一擦，又对着手哈了哈气，说：“好了。”
我问她什么好了，她告诉我，酒劲儿过去了，见我站着不动，她转回身，说：“你走吧，呆这儿干什么？”
我重新钻进汽车，宋明已经走进楼洞，我看到从一楼到四楼的楼道灯依次响起，最后又一盏盏熄灭，我重新发动汽车，开出宋明家那条胡同，左思右想不知去哪里混过晚上的时间，于是把车开到二环路上。我本想兜一圈就回去，车过了十条桥，我的疯劲儿来了，起先，我超过了前面一长串运建材的大卡车，接着，又超过了两辆出租车，偷眼一看公里表，车速已到了一百二十公里。
我开着那辆夏利在二环路上飞驰，有一阵儿，就像找死一样，专门对准前面行驶的汽车尾灯直扎过去，到近前才打轮超过，动作只要稍微慢一点就会撞个粉身碎骨，渐渐地，我喝的酒在身体上发生了作用，我感到四肢发软，于是把车速降下来，把车开到最外面一条车道上，一边开一边看着二环路两边拔地而起的建筑物。在雨中，一切都是黑漆漆的，那些建筑物有的亮着灯，如同一个个巨大的冷冰冰的机器，雨水淌下玻璃时，那些建筑被扭曲成张牙舞爪的庞然大物，形状狰狞，如鬼似魅。
我在二环上足足转了三圈，心情还是无法平静，我打开车窗，让冰冷的雨水冲进车里，然后把车开到三环上，我抬头向前望去，一盏盏路灯都好像是睁着询问的眼睛向我眨动似的，我又把车开到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雨水掉进我的眼睛里，半边身子已经湿透了，我把玻璃摇上，方向盘开始发抖，我也跟着抖起来，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错觉，一瞬间，我以为自己是去开车接阿莱的，而约定的地点却被我忘记了。当我发现这是个错觉时，伤心到了极点，差一点哭出来。我再次放慢车速，挡风玻璃上闪过上午在机场时阿莱上出租车的身影，后来，我又记起阿莱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以后我们也要有辆车，也不知那是什么时候？”
我使劲回忆阿莱这句话是在什么地方说的，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心中一急，猛然惊醒，我辨认了半天，发现自己是在分钟寺桥上转圈，而我自己则根本不知道应该去哪儿，哪儿又有需要我的人。车子加满了油，发动机发出呜咽，刮水器在挡风玻璃上扫出一块扇形，前面一片模糊，突然，泪水流出了我的眼睛，我失声痛哭起来。我一边哭一边开着车子，我想着阿莱飘飞的长发，想着永远也不能带着阿莱在街上兜风，想到这里，我真想对着什么东西撞上去，好忘掉这些。忽而，我又想到阿莱的笑容，一切的一切，叫我伤心透了。
我哭着，开着破旧的车子绕着北京一圈圈兜着圈子，像个被丢弃的鬼魂一样难过，直到感觉麻木，对一切视而不见。
213
走过前门箭楼丁字路口黑暗潮湿的地下通道，爬上楼梯，来到人行道上，各种各样的汽车在公路上行驶，停下，再行驶，再停下，喇叭声刺耳地响起，风吹得灰尘在空中舞动，商业街两旁各式各样的百货店、专卖店、冷饮店、快餐店门口，人们进进出出，汽车声、人声、商店里传出的音乐声混杂在一起，叫人听了头疼欲裂。我沿着街道走了一段，路过月盛斋，西铁城表店，盛锡福帽店，在一个冷饮店前买了一筒可口可乐，喝了几口才发现易拉罐口上有一圈儿土，我扔了可乐筒，把嘴里剩下的半口吐到地上，继续前行，我走进前门文化用品商店，在二楼买了一双耐克运动鞋，两件网球上衣和一套运动服，为了装下这些东西，我不得不买了一个大挎包，出来后到路边的公用电话亭给华杨打了一个电话，叫他把车开到天坛公园西门等我，然后一起去嗑建国饭店的一家公司，他们曾答应叫我们做他们一整套CI广告，其实我们只要能拿下其中的一部分就已经不错了。打完电话屈指一算，我已经漫无目地的在街上走了3个多小时，我茫然地立在街边，看着拥挤混乱的街道，呆呆出神。
一辆出租车从我身边经过，我伸手拦住，弯身钻进车中，告诉司机去天坛。
华杨坐在我的车里在路边等我，我们在天桥吃了点东西，给宋明打了一个电话，叫她在建国饭店大堂等我们，带齐资料，然后就驱车开往建国饭店，我、华杨和宋明三人一直在那里谈到傍晚公司下班，最后陆然过来拍了板，第二天，我们拿到一笔预付，支票上赫然填写着三十万元人民币。
214
声色犬马的生活就从那三十万人民币开始的。
保龄球、壁球、高尔夫球，马克西姆、香港美食城、阿静，这是白天，晚上则是酒吧、KTV以及开车兜风，公司租了一辆奔驰车，在长富宫包了两个套间，我和宋明撑着广告公司，陆然和华杨开始倒进口轿车，起初，两头做得都挺顺手，半年以后，我们由于钱款混乱，挥霍过度，公司陷入困境，陆然因为做两辆逃税车被公安部盯上了，为了捞他，从海关开始，我们一通打点，结果负债累累，生意也做不下去了。
我们把公司卖掉，结束了一切。
215
公司解散后我再度陷入百无聊赖之中，华杨呆在家里没事，时常流窜到我这里，我们一起听音乐，打电子游戏，要不就到街头租录相带回来看，有一天我们一起去看一个地下乐队的演出，在墙角差点被一条伸出来的腿绊倒，正要破口大骂之余，忽然发现此人正是许久没有音讯的刘欣。
于是我们三人一同坐到墙角里，抽刘欣不知从哪里弄到的大麻，抽得华杨不停地笑，特别是刘欣一说“我没钱”的时候。
216
第二天夜里我开着车，带着华杨和刘欣去位于南郊的一个酒肉朋友家打麻将，正是11月，刘欣在车里直喊热，于是把车窗打开，关上热风，他还是热得不行。到了地方，刘欣一上桌就连和了三把，可惜运气并不长久，打到天明，他拖着疲惫的身体从椅子上站起来，庄严宣布：“我立了。”
217
运气是一回事，时间是另一回事。
这一段我是有时间没运气，华杨不这么看，他说我们是在混时间等运气，果真不幸被他等到了运气。快到新年时，他和刘欣到一家唱片公司去嗅一个小蜜，正碰到一帮人在那里唱歌聊天，华杨对着他想嗅的那个姑娘唱出了“我一眼看见了你的那个部位”，然后进一步发挥，唱什么“谁把你的长裙撩起，谁为你脱下内衣”，后来此歌的旋律被唱片公司的一个制作人所赏识，填了一段少男少女喜欢听的新词，华杨出了一盘磁带，一举成名，到了93年春节一过，连自由市场的小贩都会唱他那首歌了。
那首歌是刘欣写的，刘欣和华杨从此傍在一起，专心出名挣钱，远离混混世界，忙得不可开交。
218
陆然是在公司散伙后开始写小说的，以前他一直想写小说，有一天我们通电话，问他在写什么，他说他在写纯净海滩。再问下去，他倒不说了。
陆然是在窗前的写字台上写小说，窗户朝北，永远见不到太阳，陆然在窗前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从窗户向外望去前面是一栋楼，挡住了一切，但陆然就能从敞开的窗外看到他的纯净海滩，就在他坐在那里倾听想象中的海涛声时，他的福特车的两个前轮被人偷走了。
告诉我这些时，陆然坐在我们楼下的护城河边的水泥护栏上，我坐在地上，他两眼盯着河水，神态安祥，抽着不带过滤嘴的骆驼牌香烟，胡子足有一个星期没刮过，头发乱糟糟的，长得用一根皮筋绑在脑后，活像摇滚。
219
宋明并不常住在我那儿，她经常住在自己家里，晚上不回来。她找到广告设计的工作后精神抑郁，行色匆匆，有时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打车到我这里来瞎忙一气，然后冲进电梯下楼去上下午的班。她时常脸色蜡黄，不知是工作叫她疲于奔命还是其它的什么叫她感到沮丧，有一次看夜场电影，她在中间时间说上洗手间一趟，等我找到她时，发现她已躺在休息厅里的长条沙发上睡着了。
后来她才告诉我，她现在打两份工，因为她姐姐前一段精神突然失常，医药费昂贵，所以不得不拼命挣钱，我问她准备挣到什么时候，她冲我笑笑，说：“挣到像我姐姐一样为止。”
她姐姐我见过，长得比她漂亮，有一口了不起的雪白牙齿。
宋明不接受我送给她的钱。虽然她拼命工作，仍然无法支付她姐姐的医药费。
我的钱包也慢慢变空，等到还剩下一百元时，我卖掉了汽车，给了宋明二万元，叫她辞掉一份工作，她那时已累得不成人形，但她仍然告诉我，等休息一段之后就挣钱还给我，还
煞有介事地给我打了一个借条。
从3月中开始，我每天到楼下的摊儿上买一份《北京晚报》，一份《北京青年报》，在各版中间找到形形色色的招聘启事，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寄去简历一份，如此过了不到一个月，我居然也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个工控公司担任设计。
220
贫穷和自尊是两码事，根本就凑不到一块去，就如同富人同愚蠢一样。事实证明，再傻逼的富人也能把最聪明的穷人支得团团转。
这就是我在我们公司里看到的。
(责任编辑：龙舞天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