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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论文答辩通过，学校的分配下来了，轮到我是中日合资的华歌尔公司和西单商场。我在天天坐在计算机前画乳罩内裤内衣和填库存两项工作面前权衡了一下，前者下流后者枯燥，于是哪里都没去。不久，我找到一份在中关村一个小公司的工作，没问清楚是什么就答应了下来，也是因为慌不择路，事后才知道是一份非常可笑的工作——修理计算机。
这是一份我所能找到的最差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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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杨说过，人生最经常做的事情就是四处逃避。这是他的观点，但我不这么看，我觉得应该把四处逃避改成四处碰壁，只要你活在世上一天，你必得东奔西走，忍辱负重，惶惶不安，即使运气好可以苟且一时，来日也得迎接新的烦恼。
华杨毕业分配在一个工控公司，工作是设计电路板，因为向培的事他有半个多月没去国贸，唱歌的工作也丢了，向培的消息不久传来，她因偷窃卖淫罪被判两年徒刑，真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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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我和阿莱一起逛了一整天商场，用老爸给我的600块钱买了一身上班用的行头，皮鞋衬衫还有长裤。第二天，我手拎一个皮包来到位于黄村四通公司附近的一个小公司去上班报到。
工作第一天干的活儿是修理两个坏电话机，我领了包括螺丝刀在内的几件工具，上到二楼那间热得叫人半生不熟的办公室，把电话拆开，用棉丝沾着酒精擦了一通，又重新装上，令人惊奇的是，电话居然就这样被修好了。
接着是一台卡斯朋显示器，我拆开以后照样干了那么一回，先用吸尘器把灰尘吸干净，然后用酒精擦了一遍，叫人泄气的是，扫描线依然只是单色，我正满头大汗之际，楼下运来一批新机箱，我又被派下楼去搬，一直搬了半个小时，搬完之后到了下班时间。我打电话给一个在图书馆工作的同学叫他帮我找几本关于显示器电路图的书，然后去他那儿取，取到之后，我回了家，吃完饭就开始胡乱钻研，一直到头昏脑涨，忽然睡去。
第二天，我带着四五本厚厚的电路书来到公司，借了一块万用表，对着图上标的测试点量了起来，量来量去没有什么结果，测量值没有一个对的，可我又不知该怎么办，嘴里叼着一根烟在那里愁眉苦脸，不时用螺丝刀这捅捅那捅捅，一走神的工夫还被一万伏的高压打了一下，就这样也没能叫我清醒。
中午，我在不远处的一个职工食堂买了盒饭，吃完后回到二楼，修理部经理忙得脚不点地，打电话联系业务，修其余几台计算机，见我在那里埋头看书，也没对我说什么，中间喝水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是学自控的，刚来时也是什么都不会，慢慢就习惯了，说完打发我去买几块锌片和规格不等的几只三极管。
我从财务处借了200块钱，走出公司，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就是工作呀。
我一路沿着电子一条街闲逛过去，边寻价边找那几个元器件，眼看快下班了，便匆匆返回，元器件没有买齐，经理跟我说：“明天再买。”
我答应一声，收拾行装，回到家里，阿莱比我回来早半个小时，做了两碗凉面，我们吃了以后打开电视，哈欠连天地看一部无聊电视连续剧，竟然看了两个小时都没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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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我中午吃完饭后坐在一楼的沙发上和宋丽丽聊天，她是跟我一块儿分来的，长得圆鼓鼓的像个小汤元，她分在销售部，每天的任务是满中关村乱转，手拿一个小本，记下其它公司的报价，因为我们公司自己没钱进货，所以生意全在于职员们东奔西走，询到一个最低价，一旦有倒霉客户撞进来，必有一个职员将他稳住，讨价还价完毕，对另一职员说：“哎，去库房拿机器去！”这边的人就得到另一家有现货的公司去抓，所以我们公司完全做的是倒买倒卖的生意，宋丽丽开始对此并不习惯，她询到的报价总是偏高，为此十分苦恼，我们正聊着哪家公司的康柏机价低，哪家的AST机是组装的，这时修理部经理路过，对我说：“别聊天，刘总马上过来，看见你不干活非说你几句不可，上楼去吧。”
我抬眼看其它的人，都把手头的书报收起来，一个个拿着从各公司要来的资料假模假式地看，我正要走，门开了，刘总伴随着一阵急促的呼机声健步而入，他满脸笑容，一边跟门口的两个人打招呼一边用一只手按别在腰际的呼机，走到我们这三个人旁边停住脚步，坐下来，正坐在我旁边，他一边看着手里的呼机一边说：“你们是刚分来的吧？好好干，中午时间也应该充分利用，可以到外面转转，询询价，多认识点人嘛，再说饭后走走对身体也有好处，是吧？”
说罢，抄起电话便打。于是我向他点点头，然后就跟着修理部的经理走向二楼，在那间热得足可以把我们蒸熟的小屋里修计算机。
叫我觉得有趣的是，下午两点左右，我在厕所又和我们那个刘总碰头了，厕所位于我们公司马路对面正前方偏左一点，我一迈进去就发现刘总也在里面，他蹲在坑前，露在外面的一截屁股上有一颗黑痣，手里拿着手机，正字正腔圆地对着那玩艺儿说着什么，好像是在谈一笔生意，下面像投篮一样响着，一截截屎应声落入坑内。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有点拿不准是叫他一声刘总好呢还是不叫为妙，我小便完后，看见他还在那里对着电话不停地说着，于是转身而去。以后，每当我在某种场合上见到他，不知为什么总能想出他在厕所时的那副尊容，实在是对他很难尊敬起来，别人如果遇到我这种情况也不知会作何处理。
总之，从那以后，同事一提起刘总,我总想加一句——就是那个一边打手机一边拉屎的刘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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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着上了半个月班后，一天，刘总开会回来了，全公司的人立即全体集合，足足有20多人，下班后挤在公司一层不足60平米的房间内，散落在柜台和桌椅中间，正值盛夏，热得人喘不过气来，刘总经理长着一张肤浅的国字脸，下巴上的胡须刮得干干净净，白衬衣的领口上打了一条斜纹真丝领带。
下面是他恬不知耻的讲话，我原封不动地照搬下来：
“公司的全体员工们：你们好！公司从成立到现在，经历了三年的风风雨雨，这三年，中关村有多少公司倒闭了？数也数不清！我们呢？没倒！”
他说完这句，气宇不凡地四下望望，下面全无声息，有的人在拿张《计算机报》当扇子在脸前扇风，刘总见状，不慌不忙地从桌上拿起一杯不知是谁为他倒的茶，咕咚一声喝了一大口，然后接着讲：“作为这个公司的领导，我觉得，这几年来，就一个感觉——太累了！太累了！真想让你们年轻人来干，可是谁行啊？谁行？你们下面可以推荐嘛，有谁可以大公无私，不计较个人利益，一心为这个公司着想，谁能拍着胸脯站出来，我立即让贤！有人吗？我看没有！当然，不能说我是什么什么的，我是谁呀？我不就是清华毕业吗？我不就是在学校时就是学生会委员吗？我不就是……”
写到这里，我的手不好意思地停住了，即使是现在写起来，我还替他感到脸红，说这些话的时候，刘总大约40出头，真不知他当时讲的时候这些话是怎么说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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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我工作的第一个月结束，拿了210元的工资回到家里。阿莱的工资比我晚发两天，装在一个信封里，340美金外加1200人民币。稍后两天，华杨也发了工资，430元。我们三人聚在一起，在和平门吃了一顿朝鲜烧烤，阿莱结的账，对此我和华杨满不在乎地接受了。
我的满不在乎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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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晚上，阿莱和我洗了澡后到楼下的马路上晃悠，阿莱穿一件上面印着约翰·列侬头像的套头衫，下穿一条米黄色日本产棉布西装短裤，手里拎着一把在友谊商店买的象牙柄扇子，头发用一条白绸手绢系住。我穿着一件T恤衫，一条浅色牛仔长裤剪成的短裤。街上人来人往，大都是出来乘凉的。
我们沿着护城河向西走了半个小时，一路上谈些上班遇到的事情，往回返时碰到一个路边小摊儿，我和阿莱各要了一瓶汽水坐在离小摊不远处的草地护栏上喝，喝到一半，阿莱用手拍拍我的腿，我转过头，她看着手里瓶中的汽水对我说：“明天我妈过50岁生日，咱们一块儿回去吧，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没去过我们家呢，也没见过我父母，我妈说了几次要我把你带回去看看，你要不回去，他们可要给我介绍对象了。”
我转过头去，接着喝手里的汽水，没有丝毫表示。
阿莱推推我。
“不去。”我突然说。
“我都跟我妈说好了，他们今天下午出去买菜，明天上午准备，咱们要是想进门就吃饭那就中午到，要是你想表现表现就上午去，总之看你的方便。”
“我不想去。”
“你这人怎么这样？”阿莱跳下栏杆，面对着我。
“我就这样。”
阿莱低下头，抓住我的手，眼睛看着我的膝盖说：“我知道，你最近工作不顺心，但开头大家不是都一样嘛，总会好起来的，也别为这个连我们家都不去呀，我妈听说你要来，特别高兴，直问我你喜欢吃什么。我爸也想看看你。”
“这次算了，下次吧。”
“你这人怎么这样？不就是去我们家呆一会儿吗？你要不愿意，咱们到那儿就吃饭，吃完就走，就一个小时，你要不想跟我们家人说话我一进门就把电视打开，你看电视就行了，走一趟，碍你什么事呀？”
“别说了，我不去。”
“我跟家里说过你的事儿，他们都知道，我父母通情达理，我晚上不回家也没说我什么，他们那么大岁数，我晚上也不回家，你总得让他们知道我是跟谁在一起的吧，也好叫他们放心，他们就我这么一个女儿……”
我跳下栏杆，直奔小摊，把汽水瓶子退了，然后掏出一支烟，点着，等阿莱过来，阿莱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我知道她在跟我赌气，我走过去，拍了拍她的后背，阿莱一闪躲开了，我再一次拉她的手，也被她甩到一边，她站在离我一米左右的地方，噘着嘴，把手里的汽水瓶子斜过来，让里面剩下的汽水形成一条细细的线流到脚下的地上。
“走吧，别在这儿站着了。”我对她说。
阿莱抬起头，眼里竟充满泪水，我低下头，不看她。
“以前我对你提过什么要求吗？”她有点哽咽着问我。
附近没有行人，我和阿莱僵在那里，我抬起头，阿莱的目光望向我，我躲开她的目光。
“你到底去不去？”阿莱低声问我。
我看着她，无法回答，阿莱突然转身跑到路边，拦住一辆路过的出租车，钻进车里，风也似地从我眼前疾驰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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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走后我长出了一口气，出租车后的红灯亮了一下，接着在前头的十字路口停了一下，接着一转弯，不见了，我沿着出租车走的方向往前走了几步，忽然顿住，把手里的半支烟扔到空中，又一脚踢飞，然后往回走，想到阿莱出门时身上没带门钥匙，我急步紧赶，到了家，我在楼道前后找了一圈，没有阿莱，我又下楼在楼下转了一遍，仍然没有，我回到家，屋子里像我们出去前一样，干干净净，写字台上还放着阿莱临走前吃剩的半个西瓜，勺子呈45度角插在西瓜中间凹下的部分。
我从书柜里翻出一张唱片，放上唱机，唱片转动，传出斯特沃德的《每幅画都有个故事》，我把音量拧到中间，点上一根烟，搬把椅子，就坐在电唱机前，一边看着唱片转动一边听音乐，等阿莱。
电话响了，我纵身跃起，迅速摘下听筒，是我们维修部的经理，我压低嗓音说了声“不在”就放下听筒，又走回唱机前听音乐，坐了一会儿，我又把电话拉到眼前，那天晚上，我接了总共四个电话，其中一个是华杨，他问我明天愿不愿意去游泳，我说明天再联系吧。
一直到11点半，阿莱仍未回来，我忍不住往她们家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她父亲，问我找谁，我说找吴莱，他父亲说还没回家，要我给她单位打个电话试试，我道了谢，挂上电话，换了一张唱片，是冥河乐队的《雪盲》，我听着听着不觉到了12点。
门发出一声轻响，我跳起来去开，门外空荡荡的，电梯早已停驶，走道里静静地没有一点声音，我从屋子里找出手电，一节节楼梯走下去，一直走到一楼，又在门外转了一圈，仍然不见阿莱的踪迹，我拖着走得酸痛的双腿爬到十二楼，楼道里异常寂静，我出去时没锁门，这时，我打开门，屋子里空空的，仍然没有阿莱，电唱机早已自动停止。我走上阳台，遥望星空，不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不知为什么，我心中暗暗盼望这次最好和阿莱断了，好让我轻松一下。我恶意地想象着我们分手后各自痛苦的生活，想着想着居然觉得真和阿莱分手了。
但是阿莱毕竟是跟我一同过了四年的阿莱呀。
我回到客厅，给阿莱她们公司打了一个电话，盲音响了很久，没人接，显然阿莱不在那儿，我从阿莱的包里翻出她的通讯录，一个一个电话的拨下去，一直打了足有三十个电话，
仍然没有阿莱的消息，我放下电话，心中一片茫然。再一看表，已经快两点了。
我走到楼道里，楼道一片漆黑，从我打开的房门中透出一片矩形光，我站在光中，身影被拉得很长，我站在那里足足有十分钟，呆若木鸡，忽然下意识的我向黑暗中轻声叫了一声：“阿莱。”
声音很小，但沿着楼道传出很远，甚至我还听到一丝轻轻的回声。就在我转身要回去的当口，楼道门轻轻一响，一个身影走了出来，是阿莱。
我愣在那里，半晌没有说出一句话。阿莱走到我面前，抬起头，我看到她漂亮的黑眼睛。
“你叫我？”阿莱问。
“你到哪儿去了？”我拉住她，把她拉进屋子里。
“钱包丢在出租车上了，我渴了，蚊子咬了我三个大包。”阿莱进来后坐到写字台后，吃她剩下的半个西瓜，“帮我找找风油精，可能在书柜第二层。”
她抬眼看了我一下，用眼角斜斜书柜，冲我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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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7点10分，我突然惊醒，阿莱在旁边睡得很熟，毛巾被鼓鼓囊囊围在腰际，头钻在枕头下面，像一只鸵鸟。我轻手轻脚下了床，拎着电话机座来到厅里，给我老爸打了电话，从接电话的声音看，老爸也是刚醒不久，我给老爸打电话无非就是两件事，一个是报告坏消息，一个是要钱，对此我老爸早已习惯。自从搬到安定门后我曾口出狂言说不再麻烦他，现在看来不太可能，我对着听筒半天说不出话来，那边老爸急了，“到底什么事，你这个混蛋，快说，是不是被开除了？”
“没有，是借钱。”
老爸的声音一下子缓和下来：“吓我一跳，以为你又……要多少？什么借呀借呀，我还是你爸呢！快说……”
“一千。”
“什么时候要？”
“马上。”
“怎么不早点说？”
“这不是说了吗？”
“过来吧，两个星期没回家了吧，你妈挺惦记你，你这个狼孩儿！要不要跟你妈说话？”
我慌忙说：“不，我马上就到。”
我挂了电话，给阿莱留了一张字条，说我下楼买早点，然后穿上衣服轻手轻脚地离去，来到街上，打了一辆车，直奔右安门，我们家就在附近。
到家后，我妈一见我面就说：“哟，这孩子又瘦了。”
我得交代一下我妈，从我一生下来就听到她不断说上面那句话，如果她说的是事实，那么我现在应该像小老鼠那么大才对。
老爸是个粗线条，我去过他们单位几次，其中有两次听到他在办公室大发脾气，高声怒吼，但一回到家却老老实实，在家里，是我妈的天下，她的绝招是高血压，头一疼就把眼睛在我和老爸脸上乱转，然后确定一个，就说是他气的，为了不担这个恶名，我和老爸对她言听计从，不敢有半点马虎。
我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子如命，和中国千百万母亲如出一辙，在我妈眼里，18岁以后的我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人，不管是谁，说我有什么毛病，我妈几乎立刻就会诊断出说我的人是神经病，她的职业是医生，有处方权。
我父亲拉开抽屉，从里面找出早已准备好的一个白色信封，递到我手里，对我说：“工资不够，就说一声。”
我妈把一杯牛奶递过来：“中午在家吃饭吗？”
我接过牛奶一气喝干：“不，我得马上走，有事。”
说罢仓皇离去，把我妈的嘱咐丢在身后。
我冲回安定门，在楼下买了两张煎饼，坐电梯上楼，阿莱已经起床，正在梳她的头发，见我进来，用舌头顶了一下冲着我的那边的腮帮子，使其鼓出一块，然后转过头对我迅速作了一个鬼脸，随即发问：“油条呢？”
我指了指自己的两腿间：“就楼上楼下这会儿工夫，软了。”
阿莱立刻做愤怒状，张大嘴夸张地说了一句不出声的话，从口形上判断，她说的是“FUNK YOU”。然后站起，冲到厨房，牙也不刷拿着我买的煎饼就吃了起来。
“不用问也知道味道不怎么样。”我说着坐到床边上去抽烟。
阿莱在录音机里放进一盘磁带，在震耳的音乐中几下就收拾完桌子，拉开窗帘，让阳光散进屋里，我抽完烟，把我的煎饼吃完，我和阿莱一人一杯白开水，隔桌而坐。她用手指甲在桌面上划来划去，我看了一下表，才9点过5分。
“怎么样？”她问我。
“该怎样就怎样。”我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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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阿莱衣冠楚楚地到街边打车，上车后我对司机说：“亚运村自选市场。”
阿莱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别买东西了。”
我没看她，目光投向窗外，阿莱也就并未多说。
走进自选市场，我在前，阿莱在后，我们随着人流一同缓慢移动，我问阿莱：“你爸爱吃什么？”
“无所谓。”
“你妈呢？”
“我妈跟我爸一样。”
“我是不是不应该买东西，第一次买了，以后次次得买，你说是吧？”
“也是。”
“再说我算什么呢，名不正言不顺的？”
“你说呢？”
“我叫伯父伯母还是叫叔叔阿姨？”
阿莱白了我一眼：“你紧张什么？”
“我没紧张。”
我在一个柜台前停住，要了一个金华火腿，阿莱伸手掏兜，我一把抓住她的手，掏出鼓鼓的钱包，阿莱立刻对我喊了起来：“你早上借钱去了吧？跟谁借的？”
我不理她，接着往前走，在烟酒柜台前买了一条红塔山，一瓶茅台酒。阿莱以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我把那些东西装进一个口袋里，然后随我一同走出菜市场。
一出门她就抢着对我说：“你真可笑。”
“我就可笑了怎么啦？”我继续往前走。
“我爸不抽烟，也不喝酒。”
“那就给你妈。”
“废话。”
我走到路边打车，阿莱满怀笑意地在旁边冷嘲热讽：“认识你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你会这样，以前你管这样的人叫什么来着？”
“不就是傻逼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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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家座落在亚运村那片楼群里，停车后，我们从车里跳下来，阿莱指给我看，顺着她的手指方向，我看到了一模一样的一连串的阳台。
“四楼。”阿莱说。
“然后呢？”
“按门铃呀。”
“我知道。”
我们走到二楼时我听到阿莱在我背后笑出声来。我转过身，用手里拎的口袋打了她一下，她的眼睛已经乐成一弯了。
“笑什么？”
“笑我自己。”
“阿莱，别得意，这件事什么也说明不了，我告诉你。”
阿莱忽然连上两阶台阶，一把抱住我，狠狠地亲了我一下，手指甲深深嵌进我的后背，小腹紧紧贴到我的小腹上，并且保持着那个姿式，一动不动，直到一楼响起有人走动的声音才松开。
我伏在她耳边轻声说：“来性欲了吧？”
她推了我一把：“走呀。”然后登登登跑上楼去。
我只好跟上，走到三楼时听到她边敲门边按门铃还有急切的声音：“妈，我们来了。”
当我走到她们家门口，门已大开，阿莱的脸上潮红未褪，就像我们刚练完一样，她呼吸急促地把一个眉眼跟她有些相像，比她胖一圈儿的女人拉过来堵在门口，忙着介绍：“妈，这是周文，”又一指她妈，“这就是我妈。”
不等我们相互打招呼，她早已钻进里边，对着一个房间大喊：“爸！”
我和阿莱的母亲相互点头，她母亲一边把我让进屋，一边像打量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儿一样上下打量我，我拎着东西又走进另一间屋子，阿莱的父亲正在被阿莱从椅子上拉起来，我放下东西，和阿莱的父母东拉西扯了一会儿，然后跟阿莱的父亲一起看电视，其间，阿莱的父亲递给我一支烟，他自己却不抽，我只好独自一个人抽，把烟灰弹在一个小碟子里，抽了几支之后，趁没人注意，偷偷倒在厨房的垃圾箱里。又到厨房把碟子洗干净，放回原处。
然后是一顿丰盛的饭菜，最后我和阿莱借口说有事，告辞出来，阿莱晚了一会儿，我走到一楼时听到她咚咚咚的下楼声，片刻就赶到了我面前，她喘着气说：“还行。”
“什么？”
“我父母说你还行，就是不爱说话。”说完阿莱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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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我所在的那个公司的两个部门经理离开公司，自己单干，带走了一批客户，公司的营业额直线下降，维修部也无法维持下去，所有在公司里晃来晃去的人一律成为销售，到处去找客户，正巧我父亲他们单位要买三台计算机，我算做成了第一笔生意。
不久，一个在银行的同学打电话给我，说他们那里搞联网，我就去他们银行泡着，每天到公司露一下头儿，然后就杀奔银行，先晓之以理，再动之以情，从经理到出纳每个人我都混得特熟，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终于把那个活儿嗑了下来，这回我可没给我们公司做，找了一帮人连机房装修在内全部包了下来，中间出了几次不大不小的毛病，也总算让我给对付过去了，干了3个月，工程结束，连机器到软件到工程加起来我一共从中挣了7万多元。
接着又倒了一笔工控机，赚了3万块钱，加起来差不多有10万，两个活儿一结束，我大病一场，请了一个星期的病假，公司把我当成了一个泡病号的坏典型顺手开除了，我当然乐得如此。
那时已经进入冬季，11月的风吹在脸上又硬又疼，我又看见了那些顶着风骑着自行车的上班族，他们面色麻木，从骑车的姿式看，他们在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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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坐在轿车里的人长得比挤在公共汽车里的人要好看些，从饭店里出来的人比从工厂里出来的人长得要好看些，有钱人比穷人长得要好看些。
不论男女。
也许还得加上——不论在不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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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回家那一阵儿，我整日感到百无聊赖，没有人指挥我干这干那，我竟觉得有些不习惯，每天我的睡眠时间很长，醒来时阿莱一般已经上班去了，阳光从窗帘的缝隙中照射进来，形成一条亮线，落在墙上，由于无所事事，我的烟抽得比平时多，每天两盒，有时想想我的职业，用烟草吸食者这几个字来形容倒是比较恰当。
阿莱下班后经常跟我一起坐在新添置的沙发上抽烟，深夜，寒风的呼号声从窗外传来，有时我在黑暗中侧耳细听，竟真的像是哭声，但是，究竟是谁在哭呢？
阿莱常常劝我，平时别老窝在家里，不工作也要到外面去走走，于是我就在下午时分到外面转转，起初，我沿着二环路向西走，然后沿着二环路向东，两边走腻了之后，我就向南走。
不知是因为我自己疲惫还是因为别的，在我走到无论何地，都能从人们的眼神中看到疲惫的影子，无论是在繁华的大商场，还是在饭店酒吧，还是在窄窄的胡同中。
晚上我常常和华杨等等几个为数不多的朋友聚聚，一般是在东直门大街或是美术馆，有时也去西直门，总之，我们坐在那些小饭馆里，喝着啤酒或白酒，吃着煮花生米或是蒜泥白肉，聊着天儿或是沉默不语，在沉沉黑夜中混着时间，阿莱一般到12点钟就坚持不住了，她往往一个人先回去睡觉，后来为了赶末班电梯，她10点半左右就离开我们，再后来，她索性不来了，我在饭馆里给她打电话她往往推说太累或是别的什么原因而不过来。这样，夜里我常常很晚才回家，有时还会带回一两个喝醉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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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在床上睡得正香，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惊醒了，我抓过听筒，里面传出不太清楚的声音，我照例啊啊了几声，听筒中的声音蓦然清晰：“喂，喂，我是苏黎……”
我惊醒了，顿时睡意全消，她对我说：“听得出我的声音吗？”
“你在哪儿？”
“在王府井麦当劳前面的公用电话，我来北京谈生意，你有空吗？中午一起吃饭……”
“行，几点？”
“12点吧，我现在去《大众摄影》编辑部取点东西，然后就没事了，你说去哪儿？”
“和平门烤鸭店吧，我请你吃烤鸭。”
“太好了，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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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电话，我愣了片刻，穿衣下床，洗了澡，换上一双新袜子，刮了胡子，收拾干净屋子，一看表，才10点半，我坐在沙发上，点燃一支烟，屋子里静悄悄的，从嘴里吐出来的烟雾并不立刻散去，而是悬浮在半空中，慢慢变幻着形状。
我抽完一支烟，把阳台门打开，一股带着寒意的清新空气涌了进来，我因为只穿了一件毛衣，一会儿就感到了寒冷，于是把皮夹克穿上，在屋子里来回走动，最后我关了阳台门，坐回沙发，看电视，看得差点睡着时，到了11点半，我撞上门，下了楼，在马路边打了一辆车，直奔和平门，因为路上堵车，晚到了5分钟，从车窗里，我望见苏黎穿一件黑色的羽绒长大衣，肩上背着一个挺大的棕色皮包，站在门口东张西望。见我从车里下来，笑嘻嘻地迎上前来，问我：“我样子变没变？”
“没有。”我说着和她一起走进烤鸭店。
店里人很多，服务员把我们领到一张刚刚吃完还没来得及收拾的桌子前，一个服务员懒洋洋地收拾，我和苏黎站在旁边看，苏黎把大衣脱下来搭在椅背上，随后我们坐下。
我要了一杯扎啤，苏黎喝可口可乐，等菜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们相对无言。一杯扎啤很快被我喝完了，苏黎端着可乐若有所思。我点上一支烟，问她：“现在怎么样？”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她搜索书包，从里面拿出名片递过来。
我看了一下名片：“不错呀，自己开的公司？”
“和我的一个同学。”
“生意好吗？”
“一般。”
停了一下，她转过来问我。
“你干什么呢？”
“倒过一段计算机，现在在家呆着，失业了。”
“失业了还请我吃饭？”
“一顿饭我还是请得起的。”
“还是我请你吧。”
“别争了，说实话，我呆着是因为把以后几年的钱都挣完了。”
“我来了打扰你吗？”
“哪儿的话，我本来就没事，要不我陪你在北京逛逛？”
“好吧。”
“你想去哪儿？”
“哪儿都想去。”
菜上来了，我和苏黎吃了起来。苏黎吃了不少，我因为连日在家呆着，没什么胃口，随便用薄饼卷了几块烤鸭吃完，又夹了点菜，就吃不动了，我又要了一杯扎啤，边喝边看苏黎吃，结账出来，我陪她去了故宫和天坛，天黑之后，我们一起到中国大饭店一楼咖啡厅喝咖啡吃牛排，一路上，苏黎兴致勃勃，我倒对这些地方兴趣索然。在天坛的回音壁，苏黎一把搂住了我的胳膊，随后的时间里，她一直都搂着我的一只胳膊，喝咖啡时我们手拉着手，我送她回到位于动物园的西苑饭店，发现她住一个单人房间。
苏黎对我说：“进来呆会儿吧？”
我犹豫了一下。
“你是不是还有事儿？”
“没有。”
我进了屋，反手把门关上，伸手抓住苏黎，她靠在我身上，我们拥抱。
“华杨跟我说，你有女朋友，为我你们吵过一架。”她在我们接吻中间说。
我不回答，接着吻她。
苏黎的嘴里好像带着厦门的气息，一瞬间我感到自己是那么地需要她。
苏黎问我：“你想不想先洗个澡？”
我们练完后已是半夜11点多钟，我抽着烟说：“我们只有两夜风流时间——”
“我已经不是你在厦门时的那个苏黎了。”
“是吗？”
“我一毕业就结婚了，我老公做股票。”
“喜欢他么？”
“他人不错，比我大7岁。”
“过的怎么样？”
“怎么说呢——还能怎么样？”
“也是。”
停了一会儿，我又说：“认识你时你还跟我讲过席慕蓉。”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现在这样？”
“没有啊。”
“我来的时候没想到会跟你上床。”
“我也没想到。”
“知道吗，你从厦门走了以后我还伤心过。”
“真可爱。”
“后来，我才知道伤心也没有用。”
“那就是长大了。”
“长大了没什么意思。”
“别这么想，这么想叫人觉得自己在走下坡路。”
“女的一过20岁就总是在走下坡路。”
“谁告诉你的？”
“这还用人告诉啊。”
“你还非常漂亮——”
“不说这个了，想喝酒吗？”
我坐在床上，等着苏黎拿来一瓶洋酒，又从桌子上拿了两个杯子到洗手间冲了一下，回来后打开瓶盖，一个杯子里倒进一点。
“要加点开水吗？”
“不用。”
“冰呢？”
“太麻烦了，还得叫服务员送。”
“我喝威士忌喜欢加开水，又香又暖和，要不要试一试？”
“太淡了，我就直接喝吧。”
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喝了半瓶就喝不动了，有一段时间，我们不再说话，我在被单下面抱着苏黎，就像抱着我的青春岁月。
我们一直睡到早上9点半才双双醒来，半夜我到洗手间给阿莱打了一个电话，编了个瞎话说回父母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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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点钟，我陪苏黎去了颐和园，晚上苏黎在长城饭店约好一个客户谈生意，我回到家，进门后发现阿莱穿了一套上班时穿的制服，情形颇为正式，我知道大势不妙，阿莱在沙发上坐得笔直，从我一进房门两眼就盯住我不停地打量，我走进洗手间佯装洗脸，在心里使劲编瞎话，准备从厨房一出来就先声夺人，还未开口阿莱就说：“你昨天晚上没回家。”
我刚要解释，不争气的呼机响了，我伸手关掉，阿莱盯着我：“回电话呀。”
我往沙发上一靠：“你怎么了？”
阿莱忽然抓起电话，问寻呼台刚才的电话，然后就拨了过去，接电话的果然是苏黎，阿莱把电话递给我，我就和苏黎聊了起来，等到偷眼看阿莱时，此人早已不见了踪影，我匆匆挂上电话，倒回床上，一筹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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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黎又呼我，我回电话说有事脱不开身，然后呼阿莱，从8点半到夜里1点，我呼了阿莱不知多少遍，她一直没回，半夜1点半，苏黎打来电话，问我过不过去，我说一会儿就到。
和苏黎做爱完毕，我筋疲力尽，凌晨四五点钟，电话响起，苏黎接的，对方问是苏黎吗？苏黎嗯了一声，又问周文在不在，苏黎一犹豫，那边的电话已经挂了，苏黎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叹了口气，倒头接着睡，谁知怎么睡也睡不着，隐隐感到一阵阵不安，辗转反侧，终于从床上爬了起来，我穿好衣服，坐到地毯上抽烟。苏黎也没睡着，她打开床头灯，把毯子一直拉到脖子下面，轻声问我：“是不是打扰你了？”
我说：“没事儿，你接着睡吧。”
苏黎小心地问我：“打电话来的是你女朋友吧。”
我不愿跟苏黎多谈，于是重新躺回床上，我们俩又开始做爱，然后一直睡到中午才醒。
我和苏黎到饭店附近的一家餐厅吃了饭，彼此默默无语，随后，我们一起回饭店，苏黎给几个客户打了一通电话，我到洗手间精心洗了一个澡，把脸刮干净，苏黎的一个客户来了，我和苏黎告别，她把我送到电梯前，对我说：“不方便的话就不联系了，我今天晚上走，飞上海，北京真好玩。”
停了停，我看她嘴唇动了两下，好像想说点什么，这时电梯到了，门一开，里面还有三个人，于是我向她挥了挥手，算是告别，走进电梯，门咣地一声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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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安定门，不出所料，阿莱已经连同她的东西离我而去，房间乍一看仍是井井有条，只可惜属于阿莱那一部分不翼而飞了，连洗手间中的梳子都只剩下齿儿上没有长头发的。
我坐在桌前，抓起电话，随即又放下，我到冰箱里拿了最后一筒五星啤酒，边喝边听一盘比利·乔的《第五十二号大街》，听完又听一盘U2的《在血红色的天空下》，波诺的嗓音在房间里嚎叫着，可我却麻木不仁地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头脑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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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一个星期，阿莱没有来过一个电话，我呼了她无数次，有一天，我几乎是每隔3分钟就呼她一次，一直呼了10来个小时，想想真是无聊。最后，我把电话一扔，出门到楼下吃饭。
也往阿莱家打过电话，接电话的是她母亲，问我阿莱这一阵身体如何，我应付了几句，挂了电话。阿莱没去单位上班，每回往阿莱她们单位打电话，得到的答复都是不在。
也不知她去了哪里。
阿莱临走时把门钥匙放在了桌子上，决心真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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